李南：可是我们的收入也低，平均房价是这个地区的人们收入的多少倍，这样比的话，我们就觉得价格已经很高了。

潘石屹：我说的是同等类型房子购买人的收入。

李南：那也低。北京的白领跟香港的白领，收入相差还是挺远的。上海有一个团到香港去招人，开了自认为非常高的价格，还是没有人来应聘，他们还是觉得低，不愿意去上海工作。

潘石屹：实际上像北京、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两个城市了，在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买房子的人，不一定全是北京人。像我们的项目，建外SOHO的业主有70％是外国人、外地人士。你比较的时候，不能跟北京的平均人均收入水平比，应该跟买房阶层的收入水平比，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收入都会比较高。

李南：中国的房价是不是都往上走？

潘石屹：有些省会城市的房价还在每平米2000块钱人民币，我觉得还是被低估的。

李南：所以您觉得已经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了。

潘石屹：对。我从来不来预测房价，我觉得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今年例外。我想北京的房价要涨，这肯定是一个趋势。

李南：所以大家对您这样的举动猜测特别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听说您特别喜欢哲学，有人说很难定义您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还是一个哲学家。您对哲学有特别的研究吗？

潘石屹：我在我们办公室里放了几头猪，都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非常大，好多人一见我面就问“你是不是属猪的，为什么要放猪呢？”这个艺术家叫徐摊，他说所有的人分两种，第一种人是痛苦的哲学家，天天忧国忧民，皱着眉头思考问题，活得特别痛苦；第二类人是快乐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天天高兴得要命，人应该选择第二条路，做快乐的猪，吃了睡，睡了吃，别忧国忧民的，想问题太多了就痛苦，所以尽量不要成为痛苦的哲学家，要成为快乐的猪。

李南：可是网上骂您，您还是觉得不高兴。

潘石屹：人总是有一个活着的愿望，他都说你2004年就死了，你看了以后当然不舒服了。

李南：就是再快乐的猪也不高兴。

潘石屹：猪也想活下去，杀猪的时候，猪肯定不高兴。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尽管潘石屹天马行空，不受任何羁绊，但他的成功，同样是借助了其他人的帮助。潘石屹笑着告诉我们，他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有人在讲自己是如何帮助潘石屹成功的故事。可笑的是，潘石屹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此人是谁，看来，不是此人在吹牛，就是潘石屹有些贵人多忘事。这个李逵和李鬼的故事似乎有些老生常谈，让我们听听潘石屹自己说说，究竟是谁助他打下了这片江山。

李南：在您做房地产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帮助最大的人是谁？有一位房地产界业内的人士曾经说，潘石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娶了他夫人，有这种说法吗？

潘石屹：太多了。我记得最早跟我说这句话的就是冯仑。我离开万通的时候他给我做工作，说我们还是一起干吧，我说算了，我觉得干着太累，天天在一起吵架。最后一次临走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你从一个甘肃天水能够一步一步走到北京，能够干成今天这番事业，你是得益于3个人，第一个人是邓小平，第二个人就是我，冯仑，第三个人呢？第三人是你老婆。因为有邓小平，有冯仑，有我老婆，有了这3个人才能有我的今天。当时我没吭声，觉得有点不以为然，最后想想的话，他们3个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李南：这3个人对你影响分别在哪里？

潘石屹：邓小平的影响就不用说了。

李南：全中国都受他的影响。

潘石屹：他看问题很长远很深刻，把好多事情早早就说清楚了，你想中国不搞市场经济，能这样富裕吗？

李南：那就没人买您的SOHO了。

潘石屹：是啊，哪有钱呀。北京的房地产能够成交1000亿也就不可能了。所以我觉得邓小平的伟大就不用说了。冯仑是思想特别活跃的人，只要跟他坐在一起，他是一分钟都闲不下来，不断跟你说，不断跟你说，而且他的思想比较活跃，他非常聪明。

李南：他对您的影响在哪里呢？

潘石屹：我们办一个公司，在一起干有五六年时间，他比我大3岁，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在一起开会，吃饭也在一起，肯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正好20多岁，正是能力和世界观形成的过程。认识我老婆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外面的世界，整个西方的世界。因为她从小生活、成长、读书、工作的地点都在西方，所以跟我在电影、书里看到的西方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西方。在我们结婚以后，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必须度假，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带着孩子一起度假。每一次度假我们都选择不同的国家，我们不会到旅游胜地、度假村去，都是在一些比较有当地文化的地方。我们到日本去，都是在日本人家住上一个星期，腿都直不了，吃饭也特别不习惯。

李南：那么您现在的希望是什么？

潘石屹：希望办好公司，盖好房子。办好公司是中间的过程，是手段，不是为了办好公司而办好公司，办好公司是为了盖好房子。

在海南房地产热潮当中，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万通新世界的开发，使他一夜成名；现代城的开发，又确立了他在业内的大腕位置；而长城脚下公社，又使他成为了房地产行业的另类。从成功走向成功，老潘继续在房地产业天马行空，敢说敢干敢负责任，老潘继续以他张扬的个性，前卫的观念，将自己的房地产事业进行到底。

编导：吴科

第一次见到潘石屹，是在他最引以为豪的“长城脚下的公社”。舞会上，身穿黑礼服、系着绿领结，手举高脚杯的潘石屹，很难让人把他和一个曾经喜欢蹲着吃面条的陕北农民联系在一起。而一向以农民自居的潘石屹更是喜欢别人叫他“老潘”。其实，老潘不老，他和他的建筑一样，有朝气、有活力。从SOHO现代城，到博鳌蓝色海岸，再到长城脚下的公社，眷念黄土高原的老潘总是说：“进了城市总感到自己的根在西部，时刻牵挂着。”

在北京城里，这位戴着价值仅百元手表的富豪，正在用他的“西北风格”颠覆着传统的建筑理念。眼看着北京城的楼盘像施了肥的庄稼，一通猛长，而自己地里的庄稼更高更旺，老潘笑了。就像在一次公众场合，我向他问好，他挠着头、笑着问我：“对不起，你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了。”老潘的笑很憨厚，就像大西北的那片土地。

“一个卖房子的成天把自己弄得跟个电影明星似的”，对于这样的评价，老潘总是不屑一顾道：“太严肃，太一本正经，太装模作样，不真实，谁看呀？”对于自己在公众场合的“做秀”，老潘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理由。尽管很难把在媒体前面笑话连篇、滔滔不绝的老潘与质朴的西北汉子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依然会关注这位章子怡式的娱乐人物，关注老潘和他地里的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