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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财富和知识精英出走将导致改革乏力

生意场 2011-11-02 07:53:10 来源:生意场

  (生意场讯)

  历史至今,中国财富拥有者都不是独立阶层,当他们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过于昂贵,就跑掉了。

  2011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到浙江、广东考察,发现大量的企业家和财富向外移民。

  “这几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越来越突出。”郑永年忧虑道。

  凤凰周刊:今年以来你几次赴大陆调研、讲学,你看到了什么?

  郑永年:大家都往外跑,量非常大,感觉非常吃惊。

  历史上,移民的多数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产、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

  我观察到的正在投资移民的群体,大多数是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发展的产物。90年代中期以后是这批投资移民发展最好的时候。

  现在大陆资本剩余,财富以投资方式走出去本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中国财富的流失远远超过正常水平,而且连人都走出去了。这个移民规模从世界经济史上看,也超过了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现行税收制度还是有利于富人的。这些投资移民跑到国外以后,生存环境并不好,不仅面临高额征税,而且看不出其资产有什么发展和扩大,更多是纯粹消费。那么,就更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不能像在中国国内赚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走?

  凤凰周刊:那为什么要走?

  郑永年:从浙江、广东接触到的信息来看,投资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在恶化。

  第一,国有企业扩张太多太快,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大量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连浙江这种民营经济浓厚的省份,现在很多企业开始抱国企的大腿了。企业家本应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属于国家的代理人,国有企业的扩张实是财富转移机制的扩张,很容易把民营企业财富转移过来。

  第二,近年明显一个特点是,需要钱的民营企业贷不到钱,信贷紧缩下,国有控制的银行把贷款机会留给了大型企业,不给小民企。而有钱的民营企业,它找不到投资空间,前几年可投资房地产和矿产资源,现在进不去了。

  第三,刚好外国正在打中国企业家这帮人的主意。金融危机后,美国、澳大利亚等需要资金和经济人才的注入。现在一些国家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说明中国的移民太多了,提高门槛以便让更优质的中国人进来,这相当于大陆地方政府提高招商引资门槛,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不要了,道理是一样的。

  第四,《物权法》虽然有了,但法治理念非常差,政治权力还是老大。财富一旦被地方官员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

  凤凰周刊:可是,有权威机构统计一堆原因,这些原因是:子女教育、保护财富、养老、税费负担……

  郑永年:表面理由很好找。这些理由下面是有更深刻的根源的。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凤凰周刊:你担心企业家向外移民,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否说得更清楚些?

  郑永年:现在上下都在谈可持续发展,但具体内容我们围绕的都是结构转型、产业升级、自主创新,而忽视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群体是企业家们。

  马克思在分析经济时认为资本是关键。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资本是重要,但之后企业家的责任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支撑经济发展的是企业家。

  熊彼特的创新毁灭理论发现,企业家们远不是消费者欲望或需求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创新者,是企业家领导了消费,领导了整个经济发展,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变迁的动力。

  如今,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会造成负面效果。它带来了一种不安全信息,很容易传导到攒了点钱和正在攒钱的人们心里,从而打击他们继续踏实攒钱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动力枯竭。

  凤凰周刊:从各种信息来看,中共也在强调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郑永年:没有人会否认执政者的改革决心,但现实是改革的进度不大。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消失的结果,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凤凰周刊:你说中国一直只注重了如何去创造财富,但忽视了去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为什么会忽视?

  郑永年:温家宝总理提过几次亚当·斯密,这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该书讲的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而怎么保护财富,斯密没有怎么去谈,因而我们读者也没去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崛起之后,受冲击的中国大陆掉头学习,大谈发展。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实际是在强调创造财富,但忽视了保护财富。

  凤凰周刊:权力寻租、各种名义劝捐、经济政策变化无常等这些当前因素下,怎么才能保护财富?

  郑永年: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收入分配改革,不要老是用政治的方式。现在中国左派处于上升阶段,而左派所用的方法经常是超越法治的。超越法治的方式不仅让内资担心,现在连外资也担心。

  从欧洲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保护财富方式很多,除了产权保护外,还通过法律程序来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只要革命消除了,不担心革命了,财富阶层就不会跑掉。

  中国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以法治国,但最近很多年来没多少人讲法治。如今,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没有保护财富的机制,社会也远没有公平。这叫企业家怎么放心?

  凤凰周刊:你主张由政策手段收缩,重回法律议程,来给财富安全感。只是由于法治不溯及既往,这会让很多人感觉这将固化既有的巨大贫富差距。而目前“均贫富”的激烈主张也正风起云涌。这会不会远水解不了近渴?

  郑永年:政治方式是保护不了中国人的财富的。给地方官员送钱,抱国企大腿,这都是政治保护方式。

  用法律去解决社会问题非常重要。比如最近的个税修改法案,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将现行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7级,第一级税率为3%。类似这些法律的改进有很多。

  现在引起财富拥有者与社会民众双方不安的一个很大因素是财富原罪问题。很多企业家的第一桶金的确是存在原罪问题,但你追究来追究去,没法追究的。这个思路下去,结果是各方都输。

  但如果换一个方式,充分发挥企业家和富豪的慈善和公益行为,用后来的善纠正原初的恶。这会是一个双赢。

  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也有很多原罪问题,美国政府就通过法律税收制度来鼓励发财的人做慈善,鼓励他们合法化。美国好的大学差不多就是那个年代的富豪捐赠私立的。

  凤凰周刊:欧美社会大众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财富精英群体?

  郑永年:欧美国家里,企业家是国家的主体。他们的民主是企业家的民主,商人阶级的民主。

  欧洲在历史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欧洲近代民主的产生就是起源于商人阶级要求分享贵族的权力。西方教科书里都写明一条道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而相应整个法律体系是保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利益首先保护好了,企业长大了,经济发展了,企业家就慢慢拿钱出来,为社会主义造就了物质基础。欧洲经验展示,创造财富,要先尊敬财富。

  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历史上财富群体也没有真正条件成为一个独立阶层,而是依附于权力之上,它是依附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它只能依靠别人来得到发展。这种格局下,一些企业和财富,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的成本太高,就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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