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1979一1983年)，商品流通投入指标与国民经济产出指标的增长大致协调，而产出指标（主要是商品流通增加值）的增长则比较快，说明这一时期商品流通增长的效益趋于好转，商品流通增长机制较改革前出现一定的良性化发展趋势。
第二阶段(1984—1988年)，商品流通产出增长明显过快，不仅高于商品流通从业人员和流通资本总量的增长率，而且也高于国民经济、商品市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速度。这种异乎寻常的增长一方面要归结于流通体制改革深化（从1984年起开始的国有流通企业扩大经营权试点、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租赁制及以“三固定”为特征的传统流通体制的打破）导致商品流通产出效益的提高；另—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由于价格改革（1984年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以及1985年1月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价格全面放开）、中央权力下放以及地方财政实行“包干制”，加工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超速扩张，同时社会集团购买力严重膨胀，这些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直接推进了商品流通产出的增长。
第三阶段（1989一1992年），商品流通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其中，商品流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跌至0．8％，1989年和1990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商品流通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大大减缓，由前一阶段的9．6％降至4．0％，流通资本总量由于固定资产从投资到形成的滞后性没有出现下降，反而上升0．2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均低于前一阶段，其中尤以反映商品市场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下降最为明显，显然商品流通增长的剧烈受挫与国民经济的紧缩政策相关。1989年以后因总需求受到紧缩政策的抑制，商品流通增长的速度随之放缓，这进一步说明这种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由需求因素所推动。
第四阶段(1993年以来)，商品流通增长的速度虽有明显恢复，但是仍显著低于国民经济和商品流通投入的增长。进入1993年以后，治理整顿结束，经济体制改革在价格、投资、企业制度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深化，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商品市场的发育进程大大加快，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得以明显改观，市场信号的准确度也随之提高，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各种经营形态的商品流通组织在商品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由前一阶段的7．7％提高到11．6％，商品市场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分别有明显的增长和提高；而与此同时，商品流通投入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出现上升态势，其中以商品流通网点的增长最为显著，由前一阶段的2．0％上升到12．0％。但是，商品流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虽也有提高，但却不及各项国民经济增长和商品流通投入指标的增长，说明商品流通增长较为滞后而且增长效益仍然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