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共同推进实现碳中和目标大背景下，及时汲取发达国家有效治理经验，从最关键的产融结合领域入手，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和资金等“卡脖子”问题，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内生动力，更需要外部助力和经验借鉴。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大都依托‘外生’、‘内生’两种产融结合模式实现低碳发展。”谈及产融结合的国际经验，中国农业银行投资银行部齐巍巍如是说。
产融结合的国际经验
关于标准问题，齐巍巍认为，大部分发达国家推动绿色发展的第一步是确保产业、金融绿色执行标准统一。技术标准制定中大多采取自下而上驱动模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标准形成过程中掌握主导权，在多方达成共识后形成统一的技术执行标准。欧美大部分大型金融机构都已经开始了环境和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和情景支持。
据介绍，欧洲整体的绿色发展转型在世界居于首位，既得益于区域发展战略，更得益于金融的支持。如欧洲投资银行(EIB)发展战略中有气候和环境、创新和技能、中小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四个优先投资方向，其中贷款项目中仅气候类项目就占贷款总数25%以上。此外，EIB和很多非欧洲机构签署备忘录，逐步向欧洲外区域提升绿色金融规模效应。
“产融结合推动绿色发展最理想的模式，是围绕绿色产业打造生态圈，利用科技手段链接政府、金融、产业、社区等相关链条主体，共享增值。”齐巍巍表示，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在项目融资过程中，通过创建绿色信用共创平台链接企业，采用“知识产权+债权”信用变现方案，快速为企业定制金融方案、提供资金支持，实现多方共赢。
我国推动“双碳”目标的路径方法
实际上，结合国情与可借鉴经验，完全内嵌的结合模式很难在我国大范围推行，应当以商业银行熟悉、深入、支持产业为主，大集团内嵌产融结合为辅，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可遵循路径为标准统一——合作创新——科技赋能——国际接轨。
“我国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要尽快完善和统一技术标准，可考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驱动’模式。”齐巍巍说，“自上而下”驱动即政府部门完成技术标准顶层设计，推动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执行。优势在于执行高效，但制定部门必然会从各自职责出发，选取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对于银行和企业而言无疑会提升执行难度与综合成本。尽管如此，与几年前相比，发行绿债标准差异大、定期评估成本高、发行收益缺乏动力等问题大都得到解决，并且我国资金需求巨大，足以弥补微小差异。
据悉，我国目前已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部分标准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也已经有部分银行开始碳相关环境压力测试，产融结合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她认为，这两种模式都符合我国国情，只要能够统一制定端口、执行标准，确保产融执行高效，“双向驱动”皆可行。
“双碳”目标相关项目大多投资期限长、成本高，企业技术创新、银行产品创新缺一不可。以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产品为例，目前应用最多的是债权类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未来要实现产融深度融合，需要商业银行依托集团合力创新更多股权、股债结合产品，如投贷联动、绿色信托、绿色资产证券化、产业基金、产业链金融，以及聚焦在碳中和领域的碳期货及其他衍生品。此外，还需要推动“融智+融资”的深度创新。
“绿色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外部科技赋能赋能不可或缺。”齐巍巍进一步指出，可以依托区块链、互联网、大数据推动绿色发展信息平台建设。平台建设应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依托内部软件开发和金融专业团队自主建设绿色产业信息平台；也可以与拥有自主研发优势的平台建设企业、项目端上下游企业合作，依托三方真实数据，搭建绿色发展共享平台。
通过金融产品库和共享平台数据、绿色项目识别和业务统计体等设计环节，优先支持符合国家重大战略、绿色产业发展政策项目。同时，在共享平台中设计产融结合、互动板块，引导企业深化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互动式空间格局。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为此齐巍巍建议，政策顶层设计一方面要增强长久激励性，比如调整和完善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评价体系，扩展考核结果应用场景，引导银行增加绿色资产配置。
另一方面，要完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推动绿色发展监管领域的国际交流，逐步实现国际接轨，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产品、市场的认可和参与程度，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国际化发展程度，逐步形成规模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