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场 > 人物观点 > 王石:放不下的是什么?

王石:放不下的是什么?

生意场 2009-08-05 10:12:21 来源:生意场

  (生意场讯)

  攀登珠峰、重走玄奘路,无论王石如何远离自己一手创造的企业,或许万科在他心中仍是无法放下,也不愿放下的。

  内容来源::《数字商业时代》

  攀登珠峰、重走玄奘路,无论王石如何远离自己一手创造的企业,或许万科在他心中仍是无法放下,也不愿放下的。

  “今天只谈新书。不要让我再对房地产发表任何评论。”2008年2月底,王石出现在北京城西的一家咖啡馆,见到记者上来就抛出这么一句,并苦笑着向记者解释了退避三舍的原因。

  作为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从去年年底以来,曾在不同场合就“楼市拐点”发表看法,结果一再被外界曲解。“大家不要担心三四年后买不到房”成了“王石建议三四年后再买房”;“我自己三十多岁到的深圳,四十多岁才买的房”成了“王石建议四十岁前不要买房”。对于这些有意无意的曲解,王石一笑置之。如果不是与中信出版社有约在先,要配合其新书《让灵魂跟上脚步》的发布活动,或许王石会趁此机会“销声匿迹”一阵。

  2005年,中央电视台策划了“重走玄奘路”活动,《让灵魂跟上脚步》便是类似本次活动的游记。活动的主题“放下”与“坚持”被王石写入了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此次玄奘路之行看似商业色彩不浅,或许客观上却给了他反思过往、再次沉淀的难得空闲。

  虽然一开始便强调“不谈房地产”,然而,王石在谈到“放下与坚持”的人生感悟时,一切都与万科相关。

  “万科如果改变策略,我从棺材板里也要伸一只手出来干涉,这就是我坚持的概念。”在谈到万科对“不搞多元化”的坚持时,王石如是说。攀登珠峰、重走玄奘路,无论王石如何远离自己一手创造的企业,或许万科在他心中仍是无法放下,也不愿放下的。

  从1983年初闯深圳倒卖玉米赚到39000元钱,到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的董事长,王石的亲身经历,恰如镜面般映射着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风雨变迁。他为自己总结的“三次重要的放下”,恰恰又是他认为最成功的坚持。放下和坚持之间的选择,或许只需一念之差。而王石所做出的这三次决策,却引领着万科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三个重要时刻踩对了方向。

  “放下了,意味着坚持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王石最后说道。

  滔滔不绝谈了近两个小时,王石一直没有碰摆在他面前的饮料,直到采访结束,确认那杯橙黄色的液体“是柠檬茶而不是橙汁”以后,他才端起来一饮而尽。

  “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也成了‘暴发户’。”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记者):如果让你回顾自己的经历,你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次放下和最执著的一次坚持分别是什么?

  王石:对我而言,重大的放下有三次:

  第一次放下是在1983年。我当兵回来之后做了一年工人,恢复高考之前作为工农兵学员就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发展,身处开放最前沿。在别人看来,我在主流社会中一帆风顺,但我个人是比较苦闷的—觉得个性受到了压抑,当时的社会和我的个性是格格不入的。我个性很强,宣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这和社会宣传的利他、集体主义、绝对服从不一致。

  所以1983年我抛弃一切只身到了深圳。我记得当时非常希望我的大学同学也到这里来创业,他们回答得很有意思,有的说要等小孩高中毕业之后再放下;有的说等单位分了房子再来;有的说房子产权下来后再来,总之有很多原因,结果是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来。

  我记得很清楚,我非常赏识的一个同学,在我几次建议下还是没有来深圳。之后到了1997、1998年,他到深圳找我,说他一切都安置好了,房子也是自己的了,小孩也不需要照顾了,要到深圳寻求新发展。我笑着告诉他,你没有机会了。他当时已经是大设计院的办公室主任,从头做起对他来说很困难。

  记者:第二次放下时环境有了哪些改变?你又是怎样抉择的?

  王石:我的第二次放弃是在1988年股东改造时,当时产权改革,国有公司改成股份公司,产权既定是四六开,60%是国有股,40%是企业股。我那时候做第二次选择就是把企业股放弃。现在很多人问,如果有第二次选择你会怎么做?我说,人的决策一定是时代决定的,所以我再选择还是放弃。

  当时有几点考虑:第一,进行股东化改造,并不是想把企业据为我所有,目的是制度创新、产权改革。改革就是如何以制度创新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我突然有了很多财富,但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所以要不要财富需要做判断。我当时判断的结果(选择放下)有自己的野心。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财富是鄙视的,财富的积累创造就是为富不仁。所以突然很有财富,在中国这个社会当中是不利的。如果企业发展大,一定有人会说你的财富不干净,要追踪祖宗八代。既然这样,那我就放弃它。

  第二点是自信心的问题。很

  多企业家靠掌握股权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我有自信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就能经营得很好。我觉得只要有能力,不需要拥有股权就能经营企业。

  第三点,也和我少年时代读的书有关系,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高老头》,狄更斯的作品等等,把资产阶级革命诞生的新贵族描述成暴发户,这些作品的企业家形象都很可恶、很贪婪、很吝啬,为富不仁,我是很反感的。当然,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也成了“暴发户”。

  我是经过平衡利弊放弃的,而不是说简单就放弃了。这中间还有个有意思的插曲,对拿不拿股份在犹豫之间,我想看看祖上有没有积累财富的基因,就让表弟拿来家谱,追踪祖上有没有地主出身,要是有我就考虑拿股份。后来向上追踪30多代,从安徽追踪到湖北,湖北追踪到江西,结果发现全是农民。

  记者:循家谱的插曲有没有对你之后的抉择产生影响?第三次放下是什么时候?

  王石:玩笑终归是玩笑,到了第三次放下,实际上是一种试错的过程。只是过去赚钱容易,试错的成本不高,万科成规模后更是有了资本,于是我们一直试错到现在。

  1998年,当时万科最大的股东是深圳的一家国营公司,但由于这家企业经营有很多问题,它拥有的万科股份已经多次被银行质押。后来这家公司的老总比较开通,就告诉我说,你找一个新东家吧。当时他们的股份不到10%,是最大的股东,第二大股东才百分之二点几。我们面临几个选择:第一是MBO,就是管理层把股权买下来;第二是找新的买家—找新的买家又面临两个选择:卖给有国营背景的公司或私营公司。

  换句话说,我们在1988年放弃了企业股权,1998年时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拿回来。万科管理层倾向于自己拿回来,因为按照当时的股价,10%不到的股份,需要动用不到3个亿的资金。虽然管理层拿不出这个钱,但动员全体员工、亲戚朋友就能把这个钱凑出来。

  管理层非常倾向于控股,自己说了算。当时我和管理层有一个对话,我说我们把它拿下来,是为了控制,还是为了发展?管理层说是为了发展,控制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说控股是一个手段,我们发现砸锅卖铁可以拿下来。但公司要发展就要不断扩股,我们却跟不上脚步,结果就是稀释股份,稀释两次、三次就被别人稀释掉了。

  要想跟上脚步而不稀释股份,该怎么跟?已经竭尽全力才拿下来,再跟只能动用非法手段:把公司的钱汇出去,再弄到自己的名下,以自己的名字去买—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做的,但这是违法的。这样一讲,管理层都明白了,所以我们再次选择放弃。

  “万科如果改变策略,我从棺材板里也要伸一只手出来干涉,这就是我坚持的概念。”

  记者:当年万科曾尝试过多元化的业务,后来只涉及住宅,这个决策又是如何产生的?

  王石:决定只做房地产是很困难的选择,只做住宅就更难。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在1993年,实施是1994年。但是1993年5月份开始宏观调控,整个房地产市场极端不好,这就面临其他的放弃—只做房地产行不行得通?当时我非常明确,因为这是一个战略选择,让我们从一个机会导向型,变成目标导向型的企业。

  目前我们依然面临这样的选择,现在仅做住宅会非常好,但是会不会一直好呢?管理层会提出疑问,我们要做储备,要做多元化的准备。但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我做董事长,你们就不要想(多元化)了。至于说我不当董事长了,新的决策班子怎么决定我管不了。

  到了2007年,我的话有所改变,我说万科永远只做住宅,其他什么都不做。很多人怀疑,住宅总有萎缩的一天,不仅城市住宅会萎缩,总有一天城市不需要住宅了。但是我所能说的是,最后一套住宅将是万科盖的。我离开万科时,当然,不久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万科如果改变策略,我从棺材板里也要伸一只手出来干涉,这就是我坚持的概念。

  记者:这样看似“逆势”的放下,是否会让你和万科错过一些机会?

  王石:放下来当然不是全放下,总要有一个东西要坚持下去。当然,另一方面会发现,坚持虽然错过了很多机会,但是你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在增加。万科原来强调万科化,第一是简单,第二是透明,第三是规范,这是对万科的概括。

  最伟大的公司是可以用两秒钟说清楚的,比如说可口可乐—世界最大的软饮料公司。虽然万科距离伟大还很远,但我可以用六秒钟把万科描述清楚—中国住宅开发、上市蓝筹股、受尊敬的企业。

  我刚才对万科的描述当中,有两秒钟是说受尊敬的企业。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包括简单、透明、规范和责任,这个责任不是狭义上说的对股东、对消费者、对员工的责任,更多是对间接利益者的社会责任。万科做了20多年,在行业拥有影响力,既然又有远大的目标,就必须把社会责任当做己任。至于说怎么向股东回报,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放下了,意味着坚持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要抵制诱惑,要看清目标—只坚持做一件事,你会发现,越简单,离伟大越近。”

  记者:刚才你谈到三次放下的过程,这个决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放下和坚持是一念之差,这个决策的过程会很漫长吗?

  王石:第三次放下时,万科为什么选择了有国营背景的集团?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一家香港有影响力的公司新宏基,再一个就是有国营背景的华润。我们管理层和职工不持有的股份给谁好呢?当然大家都说,好不容易摆脱国企“婆婆”,我们一定选择新宏基。

  但是我的决定是选择华润。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党执政下的改革开放,企业和政府都是以改善劳苦大众生活为己任。所以,如果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个人资本在社会上影响力过大,从某种程度来讲会带来很多麻烦。

  另外中国是国有体制,真正的资源包括可动用的资金、人才和市场准许进入的特许,掌握在大型国有企业手里。也就是说企业做到某种程度,如果资源不能有效运用的话,发展会受到限制。

  基于这两点判断,我选择了有国营背景的华润。而这个选择不但要坚持,处理上还有很多艺术上的手法和技巧,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当时能够看出来的。

  中国市场这么大,五六百个有分量的城市,万科现在只进入其中30多个,我们的业务集中在中国5%的国土面积上,在东南沿海这条线上,其他地方不去。这个过程中要抵制诱惑,要看清目标—只坚持做一件事,你会发现,越简单,离伟大越近。

  记者:房地产在国内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现在房价如此有争议,春晚上有一个小品就喊出“奸商”的说法。另外今年的宏观调控会比前两年来得更猛烈一些,这些会对万科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石:房地产是特殊的产品,它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一样。前几年都认为房价太高是房地产商抬高地价、抬高房价,但是去年24号文件说得非常明确,房地产有两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企业经营上税,第二次分配是上税一部分要建福利保障系统。

  企业家的责任又在什么地方呢?不光参与了前两次分配,而且有第三次分配,把额外的、自己应得的东西再贡献社会,比如解决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我想正是逐步市场化,把产品特殊性进行理性的回归。

  拿房地产开发商说事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所谓不成熟就是房子已经很差了还有人买,如果说发展商有问题,难道说消费者就没有问题了?有什么消费者就有什么发展商。如果质量这么差大家还买房是无奈选择的话,你把房子做得好一点,消费者就会选择好的。可现在大家盲目消费,什么房子都会涨价,房子质量就无所谓好坏。春晚的这种现象,与其说是耍笑开发商,还不如说是耍笑消费者。我觉得中国的住宅开发,质量确实有待极大的提高。

  记者:你在万科的管理如何体现放下与坚持?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的时候,每天全力以赴投入到创业中去,恨不得春节那一天都在工作。但是,这个状态到了1997年应该是一个转折,尤其是到1999年,我辞去总经理职务,之后时间分配就不一样了。

  中国企业的文化,最基础的一种是家族式、权威式的,换句话说是专制的,需要领袖人物带着大家往前走。这个领袖是家长式的,不但要有权威、粗暴的一面,还要关爱下属,甚至关心他们的结婚问题、小孩问题,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显然现代企业和这个是冲突、矛盾的。现代企业需要的是法律、契约讲明大家的关系,讲的是以利己为前提的合作,讲的是法治秩序。

  我在万科也是扮演这样权威的角色,但我希望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如果还在亲力亲为管理企业,这个过程和我的诉求是冲突的。所以我就把总经理职务辞去了,而且光放出去还不行,慈禧太后不是皇帝,但是垂帘听政。所以,我不但要辞去这个职务,还要疏远,因为万科成功的标志不在于王石存在与否。

  “虽然这个主题叫放下,实际上谁都放不下。”

  记者:重走玄奘之路,你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王石:这次重走玄奘路活动的主题叫“放下”,要放下都市的喧嚣,放下利益的追求,感受玄奘当年走过的路。开始有一个和主题有关的游戏,我们一个队八个人,一根竹竿,大家一块拿着这个竹竿放到地下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提前离开这个竹竿,提前就被淘汰掉了。结果意外的是,竹竿不但下不去,一直提高,最后滑下来。第二次、第三次试都是一样。事后总结很简单,因为谁都不想被淘汰,所以都紧贴着竹竿,结果有一个人往上抬,其他人就有离开的感觉,所以竹竿越抬越高—而现代人生活的状态就是这样的。我们讲要放下,实际谁都放不下。

  起初对走这一段路我不太有兴趣,也不愿响应,但是组织者邀请我,我又不好拒绝。于是我将了组织者一军:只要你们同意把手机收了,我就走,这才有一点挑战性。组织者说只要你同意走,我们就收手机,我说好,大家开始收手机。

  手机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的一个五官的延续,现代人出门把手机忘家里,80%的人都要回去再取,组织者明白个中利害,实际上是点到为止,手机只收了一天。手机和竹竿游戏一样说明问题,虽然这个主题叫放下,实际上谁都放不下。

  记者:玄奘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原因之一是其执著的精神。这或许恰恰是现代人缺乏的,你是怎么看待放下和执著之间的选择?

  王石:我觉得现代人并不缺乏执著。比如说过去的泛政治化,搞阶级斗争是非常执著的,现在我们搞GDP也非常执著。但仅仅是这个执著是不够的,如果再执著下去会有问题。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不结合起来会有很大问题,而且精神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所谓真善美现在遭到了曲解。比如现在网上暴力泛滥,很多真相的东西媒体也不允许报道。

  我们是经济发展非常快的国家,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污染严重,已经成为第二大碳排放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我们扮演什么角色?之前我们认为,全球变暖是200年工业发展积攒下来的,现在让中国承担这个责任不公平。另外我们是经济人口大国,人均下来排放量还是很少的。但现在这样的逻辑行不通了,按照美国的标准,需要四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中国式的发展。

  显然之前的逻辑需要修正,我们必须承担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全球的责任。所以这次巴厘岛会议上,中国承诺2012年碳排放量减少20%。国家要进行反思,民族要反思,同样,企业和公众人物也要承担社会的责任。

  记者:中国企业与欧美还有很大差距,玄奘路之旅对我们的企业有何启发?

  王石:我们与欧美的差距是过去200年历史决定的,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和印度、日本企业家相比。比如说印度米塔尔的钢铁公司,同样是改革开放的90年代初,苏联解体,我们得意的是牟其中的牛肉罐头换飞机,现在回头再看,当中国企业家搞边贸时,米塔尔在东欧国家收购破产工厂。

  多少年过去了,罐头换飞机成了一个谈资,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而米塔尔现在成就了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从中我们看到了差距,因为米塔尔也不是像塔塔一样的老牌家族企业,它也是一个80年代起家的公司,现在却成为钢铁大鳄。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做得最优秀的在世界上又处于什么地位呢?

  原来说改革开放很多借鉴日本,但现在阻碍我们学习日本的不是日本的泡沫经济,而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形成互相不理解、互相的仇恨、互相抵制的态度。到现在网络上到处是极端的民粹主义来对待日本,这对我们现在来说没有好处。所以现在根本谈不上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企业,我们还需要解决生存问题。

  记者:我们与欧亚其他国家的交流有何成果?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一条可以复制的道路?

  王石:从某种程度来讲,西方理想化民主主义在中国很可能是灾难,但是这种集权主义,再往下走是不对的。所以必须要先放下,再坚持别的价值观。

  我刚从亚布力滑雪回来,那里举行了一次企业家论坛。与会各方提到企业发展史时有一些观点我很同意,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大家都是积极乐观的,但未来谁都说不好。我非常同意吴晓波的基本判断,他说:我们过去的30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我们未来的30年,一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坦。

0
+1
0
+1
关注热点
文章关键字: 王石
版权与免责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生意场"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生意场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在转载使用时请注明"来源:生意场"。
2、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本网站)"的作品,均转载自其他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本网刊载之所有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4、如本网刊载之信息涉及版权等问题,敬请通知我们,我们将在第一时间予以更改或删除。
 

关注生意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