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通讯技术和运输等基本设施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贸易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经济网络之中，其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自由度也不断扩大。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又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贸易理论特别是比较利益理论在一些国家的运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并且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所处地位及面临的约束条件也不同，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中国不断推进的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丧失一部分经济权利
自由贸易不仅使贸易商品，也使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变得更具流动性，且流动无序，使经济运行速度加快，这不仅增加了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难度，而且使政府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综合国力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比较弱，在部分产业或行业的国际分工中仍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难以完全控制本国的生产结构和经济局势，特别是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的“制造工厂”，许多研究、开发和销售渠道并不掌握在手中。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限制和问题。而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国际经贸规则和制度安排，则可以在资本、资源、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世界市场上获得最大化收益。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贸易自由化更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济。而且在主要体现和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制度基础上进行自由贸易，我国的国家主权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中国要想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争得平等的权利，获得较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仍需要进行不懈的长期努力，以便能够在游戏规则和相关制度的制定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使中国能够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用，不断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2．支付高昂的产业转移及调整成本
按自由贸易理论，一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那么，参与自由贸易的国家原来投资于绝对劣势和比较劣势产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必须转移到新选择的产业中来，有些具有专用性的资产如生产设备则将被迫淘汰。对外开放以来，为了实现与国际接轨，中国已经对经济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计划经济时代及改革开放初期所作出的一些投资成了巨大的沉淀成本，由于缺少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使之退出障碍非常大，且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其产业转移和调整的能力也较差，所以许多在发达国家通过一定的技术改造可以重新使用的资产，在我国则只能被淘汰。同时，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城市则出现了大量的下岗职工，他们再就业的能力比较差。因此，这种产业转移可能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若处理不当，则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无论是产业转移还是产业淘汰，作为国家范围的产业调整，中国付出的成本都将是巨大的。
3．某些行业或产业可能出现贫困化出口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本一劳动比率较低，在国际贸易中主要是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高质量、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相交换，一些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只能以量取胜，靠低价竟销，基本上属于“贫困”出口。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初期收益被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损失所超过。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的出口模式，使得我国劳工福利被牺牲、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内船增长受到抑制，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动力被削弱。如我国许多产品经常受到反倾销的调查，这已经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影响了产品的国际声誉。一些产品在进口国遭到某些群体的抵制或焚烧，如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的焚鞋事件，2005年3月发生在俄罗斯的扣押装着温州鞋子的集装箱事件，以及中国许多电子产品在国外被调查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醒，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以避免陷入“贫困化增长”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