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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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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零售业态变迁

  零售业态变迁是指对构成业态的商品、价格、环境、服务等要素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

业态变迁的理论假说

  (1)零售轮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麦克奈尔(Mcnair)提出的。该理论认为,新零售业态几乎都是从低价格、低服务、低费用开始的,由于其价格低,可以吸引消费者,具有竞争优势;但这种业态取得成功后,就会导致模仿者的模仿。这样,无论是对创新者还是对模仿者来说,低价格已很难成为有效的差别化手段,而不得不采取扩大经营商品的范围,增加配送、分期付款、改善店铺装饰等非价格竞争手段。这就是说,当初以低价格、低服务、低毛利为特征的新型业态,在竞争过程中不得不向高服务、高费用、高毛利、高价格业态转换,从而又会给那些低服务、低费用、低毛利、低价格的新业态的进入提供了机会,而这一新业态在竞争过程中又要向高价格、高服务方向转换。

  (2)适者生存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吉斯特(Gist)和德雷斯曼(Dreesman)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零售业态也是一个“物种”,某一业态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经济环境直接相关的,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零售业态就能生存与发展,而不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零售业态就会被淘汰。

  (3)综合化与专业化循环理论是由豪尔(Hower)和霍兰德(Hollander)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零售业态的变迁依据综合化到专业化,再由专业化到综合化的路径循环进行,当综合化的业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以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业态;同样,当专业化的业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出现综合化的业态,零售业态的演进就象手风琴演奏一样,由宽至窄,再由窄至宽,循环不已。

  (4)辩证过程理论是由沙里(Schary)和柯比(Kirby)提出的。他们用黑格尔哲学中的正、反、合原理来说明零售业态的变迁。所说的“正”是指现存的零售业态,所谓“反”是指现存业态的对立面,而所谓“合”是“正”、“反”的统一或混合,即新旧两种业态相互取长补短,形成更新的零售业态。该理论认为,一种新型零售业态出现以后,必然带来另一种与它完全不同的零售业态的出现。该理论还认为,新出现的零售业态基本上是现存零售业态的否定形式或现存零售业态的重新组合。

  (5)真空地带理论是由尼尔森(Neelusen)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零售业态的变迁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而消费者的偏好主要表现为对零售商提供的场所(选址)、商品组合、价格和服务的偏好。

  (6)生命周期理论是由戴维·索尼特尔(Davidsonetal)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零售业态和产品一样也存在生命周期,零售业态的生命周期也经过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在导入期:新型业态开始出现,新业态具有较大的优势,其投资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都迅速增长。在成长期:新型业态的模仿者大量出现,先进入者开始复制新店,并进行地区扩张。在成熟期:零售业态已失去往日的勃勃生机,并受到处于导入期的新型业态的挑战,从而导致市场占有率稳定或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但大多数零售业态的成熟期都比较长,若经营者善于应变也会保持稳定增长,并取得中等水平的收益率。在衰退期:零售业态的销售增长率下降,市场占有率下降,经营困难。该理论还认为,各种零售业态虽然都存在生命周期,但不同业态的生命周期是不同的。

中国零售业态变迁的特征

  1958年美国零售学权威梅尔科尔姆·P·麦克奈尔教授提出了“零售之轮”假说,他认为,“低成本、低毛利、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始终驱动着零售之轮使新型零售业态不断替代旧的零售业态。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新型业态的发展,基本是按照这一路径发展起来的。1996年日本的中西正雄教授提出了“新零售之轮”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低成本、低毛利、低价格”不是业态变迁与创新的唯一原动力,任何层面上的竞争优势,都有可能催化新业态的产生。改革开放23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我国对国外的所有主要零售业态几乎都作了尝试,在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能发展成熟的业态一股脑儿都进入了中国零售市场。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效应还很不显著,零售业态的发展与变迁并不完全遵循世界零售业态变化的一般规律,在存在局部一致性的同时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

  1、新型零售业态的导入没有阶段性。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后起性。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零售业态,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几乎在同一历史阶段涌入中国零售市场,彼此同台竞技,原有的时空层次被完全掩盖,其结果只会是多种业态相互混战,在浅层次上多元并存,低效率运营。

  2、业态变迁的原动力并非竞争优势。很多企业为了摆脱困难或者出于对高收益的追求不断嫁接新型业态形式,而无丝毫技术革新,新业态原本的竞争优势无从体现。个别企业频繁地进行业态转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另外,我国经济的运行带有较强的行政干预特色,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没有建立起来,过度的政府行为往往会使零售业态的发展变迁偏离内在的路径。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大型百货商场的超常规膨胀,是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背道而驰,从而把百货业推向了作茧自缚的境地。

  3、业态定位空心化。近10年来,我国一些新型业态的导入基本上按照“依葫芦画瓢”的方式进行,其结果貌合神离。就超级市场而言,除商品大类结构、品种、数量没有太大差别之外,国内超市与外资超市的营业额、客流量、人效、地效等的差距十分明显。现代零售业态的变迁与创新,并非仅仅是业态形式的变化,而是市场细分及营销组合不断调整的结果。目前,外资零售商的进入主要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一旦完成“本土化”战略转变之后,国内超市的本土优势将不复存在,如果不及时进行科学定位,将遭受致命打击。如我国连锁超市的档次定位非常模糊,几乎所有的连锁超市都是面向全部消费者,没有形成一定的档次,这在超级市场发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超市不断普及,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对业态组合的具体要求将发生变化。像我国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的超市定位在中档的过分集中,缺乏“优质高价”和“价廉物美”的超市。

  4、优化业态制度环境。业态创新的原动力在于企业和顾客对各自收益最大化的追求,但这两个层面上的原动力必须基于一定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环境。我国不少零售企业穿着新业态的外衣,但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很难对其既定的业态进行适时、合理的边际调整。这主要由于我国一些零售企业法人主体地位空缺,不具备独立的市场地位。如一些连锁超市公司的投资主体是已经上市了的国有商业公司,母体公司效益大幅下滑从而稀释了新业态公司的高额投资回报,新业态与母体公司传统业态在战略决策、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营销策划方面经常产生冲突,使新业态的客观优势无法发挥,导致资源大量闲置。另外,政府对业态的创新不能因势利导,现行的制度环境不能保证业态创新获得较高收益,企业和顾客的原动力没有得到有效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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