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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理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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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治理理论发展的历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治理学教授彼得·德鲁克博士首先提出了知识工作者和知识治理的概念,指出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应该是知识,在这个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将发挥主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彼得·德鲁克继续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对知识治理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提出“未来的典型企业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和自我治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波士顿大学信息系统治理学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在知识治理的工程实践和知识治理系统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知识治理的两阶段沦和知识治理模型,是指导知识治理实践的主要理论。

  与此同时,日本治理学教授野中郁次郎博士针对西方的治理人员和组织理论家片面强调技术治理而忽视隐含知识的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并系统地论述了关于隐含知识和外显知识之间的区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知识创新的有效途径。

治理学派
治理科学学派
治理过程学派
沟通(信息)中心学派
经理角色学派
决策理论学派
经验主义学派
权变理论学派
群体行为学派
人际关系行为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
社会技术系统学派
系统治理学派
行为科学学派
新组织结构学派
知识治理理论流派

  进入到崭新的2l世纪初,瑞典企业家与企业分析家卡尔-爱立克·斯威比博士将对知识治理的理论研究引向了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并相互比照的道路,他从企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得出,要进一步强调隐含知识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个人知识的不可替代性。

  另外,在上述大师和其他学者们不同理论与观点交相辉映的影响和指引下,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和知识联盟也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领域。

知识治理理论四大主要流派

  至今为止,国内有专家对国外学者们的知识治理研究做了前期探索性的归纳,认为目前对知识治理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其理论流派大致可分为三大学派,即技术学派、行为学派和综合学派。在当今社会提倡创新发展的多元化时代,应当尝试性地将上述较为笼统的综合学派按照社会功能的不同区分进而明确地细分为两个学派,即经济学派和战略学派。知识治理理论流派大致就可分为技术学派、行为学派、经济学派和战略学派四大学派。

  1.行为学派

  一般而言,行为学派的知识治理(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主要侧重关注发挥人的能动性,关注对人类个体的技能或行为的评估、改变或是改进过程,热衷于对个体能力的学习、治理和组织方面进行研究,认为知识等于过程,是一个对不断改变着的技能的一系列复杂的、动态的安排。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瑞典卡尔·斯威比博士则把知识定义成一种行动的能力,即强调知识是动态的,甚至明确提出“知识不能被治理”,“不利用信息技术也可以实施成功的知识治理”等。

  与此同时,该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日本治理学教授野中郁次郎博士则强调了隐含知识的重要性。他系统地论述了关于隐含知识和外显知识之间的区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利用知识创新的有效途径,“知识创新并不是简单地处理客观信息,而是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野中郁次郎还针对西方的治理人员和组织理论家提出了一些质疑,并提出了知识创新的共享环境即“场”的概念。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关注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真实思想写照。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其主要例子还包括古代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师徒相授方法等。可以说,由该学派的思路拓展,揭示了知识秘密,指明了知识方法。

  2.技术学派

  技术学派的知识治理主要侧重关注借助技术的效率,关注信息治理系统、人工智能、重组和群件等的设计和构建,认为知识是一种企业资源,是一种物质对象,并可以在信息系统中被标识和处理,即可以被治理和控制。上述观点主要在美国由信息技术发展而来。其中,托马斯·H·达文波特认为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值观念、关系信息以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知识为评估和吸纳新的经验和信息提供了一种框架。知识产生于并运用于知者的大脑里。但在组织机构里,知识往往不仅仅存在于文件或数据库中,也根植于组织机构的日常工作、程序、惯例及规范中,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编码、存储和传播。“数据-信息-知识”的递进概念,使得知识治理与信息治理紧密相关,信息技术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典型做法比如曾一度盛行于美国的泰勒主义的知识治理方法和实践活动(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治理项目)。诚然,在当今社会中,有关行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若果真离开了信息技术的帮助,其工作效率无疑会大打折扣。

  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波士顿大学信息系统治理学教授托马斯·H·达文波特,基于他所提出的再造的学术思想,他在知识治理的工程实践和知识治理系统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所提出的知识治理两阶段论和知识治理模型,是指导知识治理实践的主要理论。另外,托马斯·H·达文波特的再造思想,就是要利用信息技术来摧毁旧式官僚体制和流于书面形式的治理体制。可以说,由该学派的思路拓展,冲击了知识垄断,减轻了知识障碍。

  3.经济学派

  经济学派的知识治理主要侧重关注求得经济的效益,即如何更好地取得优势利益。经济学派在美国主要由技术学派的部分学者,从侧重关注技术层面开始转向侧重关注资源经济而演化来。并最终有别于技术学派的基本观点而发展着,其重要特点是结合了行为学派的部分观点,如隐含知识的观点和隐含知识可以部分地向外显知识转化的观点。

  该学派认为,知识治理其实只是观察商业世界的一种方式。它帮助熟悉谁和什么是公司真正的资源。正如企业的设备、机器、资金和人力资源,企业的知识资产也同样需要治理以取得最大的投资回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流派,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哈佛大学的学者们认为,当前的企业治理已经进入第六个阶段,即全球化和知识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持续成长成为治理的目标,知识治理成为治理的主题。无论是在软件、网络这样的智力密集型行业,还是在钢铁、石油这样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知识的创造、传播、共享和利用,都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要害,许多闻名的大公司都已经设立了CKO的职位。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认为,知识的传递和转化能够为企业创造出卓越的价值,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仍是达文波特,他在1998年曾指出:“知识治理真正的显著方面分为两个重要类别: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利用”。

  该学派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A·斯图尔特,他在自己所写的《“软”资产》一书中提出:在企业所拥有的所有资产中,最重要的是“软”资产,例如技能、能力、专业经验、文化、忠诚等等,这些都是知识资产(智力资本),它们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可以说,由该学派的思路拓展,营造了知识经济,认清了知识财富。

  4.战略学派

  战略学派的知识治理主要侧重关注不同的组织面向不同的战略性目标。战略性目标可以包括直接经济目标,但决不局限于单纯的直接经济目标。与经济学派相比,战略学派的视野更宽,思路更广,或者可以说,经济学派也只是战略学派其中一个重要分支而已。比如,一个组织的战略性目标是主要围绕着如何发展核心能力(或称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一个组织不仅要关注资源经济,更要关注可持续的能力发展,比如关心人的能动性,关心诸如如何创造(与竞争对手相比)更优异环境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以及更有效地进行内部吸收、转化和共享隐含知识等问题。战略学派主要是由战略治理的理论研究出发,有机结合了行为学派和技术学派的部分观点(如应用信息技术、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并在不断改进治理和有效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初步归纳起来,目前战略学派的知识治理研究文献丰富,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比较宽泛。一方面,广义地说,战略研究一直围绕寻求与维持竞争优势这一核心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论是原本出自什么学派,它们都具有十分关心战略治理的方面,它们对战略治理的研究和争论摹本上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其中,基于能力的战略和战略联盟是两股主要研究潮流。另一方面,战略研究注重到了某些理论上的缺陷(比如,以往思维方式的线性化而非立体化,既忽视人的能动性,也忽视对环境变化的混沌性和不可预见性等);也进一步要求对知识治理追根溯源,探究知识治理的终极目的(即知识创新是知识治理的最终目的)。可以说,由该学派的思路拓展,启迪了知识战略,增强了知识决策。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众多,难分主次。由于该学派能用系统、全面的观点实施知识治理,成为了近几年来知识治理发展的主流。比如,企业战略联盟最早起源于日本企业界的合资浪潮中。一些日本企业在寻找合资伙伴时,发现也可以只购买先进的技术,这便是战略联盟的雏形。战略联盟的概念虽然起源于日本,却首先在美国企业界盛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及跨国性质的战略联盟,每年以25%的增长率快速发展。“战略联盟”这一概念,也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和治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最早提出。

  在理论研究上,企业战略联盟的代表人物为数不少。20世纪8O年代中期,以沃纳菲尔特、格兰特、巴尔奈等学者的研究促成了战略治理理论的新流派一资源基础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认为资源不仅指有形资产,而且还包括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共同构成企业的潜在能力。同时,各企业的资源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也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就来源于选择性资源的积累和配置以及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战略联盟使企业资源运筹的范围从企业内部扩展到外部,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带来资源的节约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另一方面知识联盟方面的代表人物也为数不少。帕维特、纳尔森、福斯和格兰特等人提出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生产的要害投入和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是知识,社会生产是在知识的引导下进行的。企业知识可被分为外显知识和隐含知识两大类。企业拥有的许多知识属隐含知识,难以表达,难以转移,只有通过应用和实践才可外现并获得。以进行知识转移和共同创建新知识为目的结盟通常被称为知识联盟。英克朋把通过知识联盟转移的知识称为“联盟知识”。通过战略联盟和对方建立合作关系是获取隐含知识的良好途径。

  博格、顿肯和佛里德曼的研究表明:2O世纪80年代初期,50%的联盟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是为了获取对方知识,因此把这类为了转移和学习知识的联盟称之为“知识联盟”。另外,我国学者也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出发归纳提出了l0种知识战略即

  • 个人之间的知识转移;
  • 个人向外部结构的知识转移;
  • 从外部结构到个人的知识转移;
  • 从个人能力到内部结构的知识转移;
  • 从内部结构到个人能力的知识转移;
  • 外部环境之间的知识转移;
  • 从外部结构到内部结构的知识转移;
  • 从内部到外部的知识转移;
  • 内部结构之间的知识转移;
  • 使价值刨造最大化。

四大学派的辨证关系

  将原先较为笼统的综合学派按照社会功能的不同区分进而明确地细分为两个学派(即经济学派和战略学派),这样一来,从事知识治理的理论流派研究框架就变得更为清楚了然,为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指明了按照社会功能的不同而划分的总体系统思路。在按照不同社会功能来划分的总体系统思路指导下,知识治理理论研究及其相关的主要实践活动可以分别不同地隶属于行为学派、技术学派、经济学派和战略学派共四个主要流派。

  1.行为学派明显突出了知识上的继续性和专有性;技术学派明显突出了治理上的技巧性和方便性;经济学派明显突出了效果上的实用性和利益性;战略学派明显突出了组织上的目标性和灵活性。从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角度上还应当突出注重:行为学派主要侧重对隐含知识的学习、创造和灵活应用。技术学派主要侧重对外显知识的积累、传递和方便提供。

  2.经济学派主要侧重对外显和隐含两种知识的积累、学习并最终完成价值发现。战略学派主要侧重对外显和隐含两种知识的积累、转化并最终完成包括价值发现在内的各种战略目标。可以说,由行为学派的思路拓展,揭示了知识秘密,指明了知识方法;由技术学派的思路拓展,冲击了知识垄断,减轻了知识障碍;由经济学派的思路拓展,营造了知识经济,认清了知识财富;由战略学派的思路拓展,启迪了知识战略,增强了知识决策。

  上述四个学派在指导具体的知识治理实践活动中,其实又并非是完全分离或对立的,而是一种辨证的统一,并且分别有所侧重而已。也就是说,单就行为学派而言,知识治理主要侧重于发挥人的能动性;单就技术学派而言,知识治理主要侧重于借助技术的效率;单就经济学派而言,知识治理主要侧重于求得经济的效益;单就战略学派而言,知识治理主要侧重于面向不同组织的不同目标。

  实际上,就某一项知识治理的具体实践活动而言,并不能因为侧重于某一个方面而就与其它方面完全绝对地分离开来。比如说,某项侧重于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知识治理实践活动(如,一个徒弟从师学艺),很可能也具有借重技术的方面,也可能具有求得经济效益的时候,还可能是为了某种战略(人生)目标的实现;某项侧重于借助技术效率的知识治理实践活动(如,建设一个信息系统),很可能具有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方面,也可能具有求得经济效益的时候,还可能是为了面向某种战略目标;某项侧重于求得经济效益的知识治理实践活动(如,知识运营与咨询服务),很可能具有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方面,也可能具有借重技术的方面,还可能是为了面向某种战略目标;某项侧重于面向战略性目标的知识治理实践活动(如,组建一个知识治理团队),很可能具有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方面,也可能具有借重技术的方面,还可能具有求得经济效益的时候。

几点启示

  由于知识治理本身是战略治理其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因此从战略治理的熟悉论基础上来重新审阅知识治理,而不是单纯地仅从技术、行为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并结合应用当代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灵活利用各种立体思维、交叉科学和技术融合的方法,必将为知识治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有效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开辟新天地,拓展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