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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不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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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

  积极不干预政策,或称积极不干预主义是香港前财政司夏鼎基于1980年提出的术语,用以概括香港政府当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政策。积极不干预政策建基于一个观点,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府试图规划私营机构的资源分配,以及阻挠市场力量的运行,政府的行动最终都会徒劳无功,而且更会损害经济增长,对于开放型经济体系就更加如此.

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提出

  1960年代,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提出不干预构想,采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开始转向积极不干预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题为《过渡中的香港经济》的演讲中提到干预主义和调节机制。

  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业总会发表演说中,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他特别强调“积极”二字:

  “但当我提到政府的经济政策时,我是用‘积极’来形容‘不干预’的。也许我以往未曾清楚说明所谓‘积极’的涵义。这其实是指:当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预的建议时,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认为建议不正确。刚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在经济的任何环节以及在需求或供应方面。然后,政府才作出积极的决定,研判利害所在。”

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评价与质疑

  积极不干预政策被一些学者视为香港奇迹(经济发达)发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学者认为,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劳工法例保持宽松,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纵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政策。 香港以前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切合了当时客观的经济环境,也是英国政府在香港这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实现其最大经济效益的最佳例证。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积极不干预主义已经消亡(甚至认为过去三十年并没有实施过严格的积极干预主义),称香港现在的经济政策是选择性干预主义(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当中例子包括:

  •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地铁。
  • 1983年实施联系汇率,将港元与美元挂钩。
  • 1987年股灾时联交所停市4天。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分别出击外汇、股票和期货市场,打击国际炒家。
  • 董建华担任特首时期,投资数码港和香港迪士尼乐园。
  • 1999年9月,当时的政务司陈方安生曾经为投资数码港辩护,称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处理,而积极不干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干预。
  •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评过港英政府标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是骗人的,他认为抽税、筑路、兴建公营房屋、工业邨等,均是干预,是任何政府都会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开、公正的政策改善营商环境。
  • 2000年6月29日,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同样称当年八万五房屋政策“不说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哗然。
  •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明确表示,特区政府并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
  • 2006年10月6日,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香港错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
  •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以平均价$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显示对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