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条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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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致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病，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各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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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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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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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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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瑭简介
吴塘，字鞠通，江苏淮阴人（1758-1863），清代著名医家。他1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心中悲愤，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感到为人子而不懂得医学，就无法尽孝，于是他立志学医。4年后，他的侄儿患了喉疾，请了大夫以后，使用冰硼散吹喉，可病情反而加重了，又请来几位大夫，胡乱治了一番，竟然全身泛发黄疸而死。吴鞠通当时学医未成，深感锥心疾首，他的境遇竟与汉代张仲景感于宗族数百人死于伤寒而奋力钻研极其相似。吴鞠通发奋读书，精究医术，终成温病大家，是温病学派的最高成就。
他曾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得见其中收载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此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而且确立了三焦的正常传变方式是由上而下的“顺传”途径，“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则传下焦。始上焦，终下焦。”因而，由传变方式也就决定了治疗原则：“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降不安；治下焦如沤，非重不沉。”同时，吴氏对《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同样采取了积极采纳的态度，认为“伤寒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横看；本节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这些理论，虽然从立论方式和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仍是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法的继承，并对其进行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对疾病变化的认识上，是可以权衡协调的，二者并无矛盾之处。同时，三焦辨证法也完善了叶天士卫气营血说的治疗法则。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吴塘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
吴鞠通，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序
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不能无过不及之差，于是有六淫之邪，非谓病寒不病温，病温不病寒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任百世之钻仰，而义蕴仍未尽也。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至明陶节庵《六书》，大致仲景之法，后之学者，苦张之艰深，乐陶之简易，莫不奉为蓍蔡，而于六淫之邪，混而为一，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而仲景之说，视如土苴矣。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病，一以仲景为依归，而变化因心，不拘常格，往往神明于法之外，而究不离乎法之中，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久之，乃出所著《温病各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而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余少时颇有志于医，年逾四十，始知其难，乃废然而返。今读鞠通之书，目识心融，若有牖其明而启其秘者，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爰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
{朱彬（1753～1834），字武曹，号郁甫，江苏宝应人。幼颖异，承乡先达白田先生教法，又及高邮王石臞、伯申父子切劘有年，以从事经传训诂声音文字之学，久遂与外兄刘台拱齐名。著《经义考证》八卷，援引详确，辨订精当，阮文达为收入《皇清经解》。晚年更撰《礼记训纂》，虽仍以注疏为主，而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如肉贯串，其间附己意，亦恒发前人所未发。成书四十九卷，大率不薄今而爱古，不别户而分门，言简意赅，示学者之涂术焉。卒年八十一。}
叙
昔淳于公有言：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何也？六气之中，君相两火无论已，风湿与燥无不兼温，惟寒水与温相反，然伤寒者必病热。天下之病，孰有多于温病者乎？方书始于仲景。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之一气耳。其中有兼言风者，亦有兼言温者，然所谓风者，寒中之风，所谓温者，寒中之温。以其书本论伤寒也。其余五气，概末之及，是以后世无传焉。虽然，作者谓圣，述者谓明。学者诚能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治六气可也，以治内伤可也。亡如，世鲜知十之才士，以阙如为耻，不能举一反三，惟务按图索骥。盖自叔和而下，大约皆以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御风以絺，指鹿为马，迨试而辄困，亦知其术之疏也。因而沿习故方，略变药味，冲和、解肌诸汤，纷然著录。至陶氏之书出，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治天下之六气。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不能发明，并仲景已定之书，尽遭窜易。世俗乐其浅近，相与宗之，而生民之祸亟矣!又有吴又可者，著《瘟疫论》，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最后若方中行、喻嘉言诸子，虽列温病于伤寒之外，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独知热病，超出诸家，所著《六书》，分三焦论治，而不墨守六经，庶几幽室一灯，中流一柱。惜其人朴而少文，其论简而未畅，其方时亦杂而不精。承其后者又不能阐明其意，裨补其疏。而下士闻道，若张景岳之徒，方且怪而訾之。于是其学不明，其说不行。而世之俗医，遇温热之病，无不首先发表，杂以消导，继则峻投攻下，或妄用温补，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盲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夜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 我朝治洽学明，名贤辈出，咸知溯原《灵》、《素》，问道长沙。自吴人叶天士氏《温病论》、《温病续论》出，然后当名辨物。好学之士，咸知向方；而贪常习故之流，犹且各是师说，恶闻至论；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未达精旨，施之于用，罕得十全。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志以希古，虚心而师百氏。病斯世之贸贸也，述先贤之格言，摅生平之心得，穷源竟委，作为是书。然犹未敢自信，且惧世之未信之也，藏诸笥者久之。予谓学者之心，固无自信时也。然以天下至多之病，而竟无应病之方，幸而得之，亟宜出而公之。譬如拯溺救焚，岂待整冠束髫？况乎心理无异，大道不孤，是书一出，子云其人，必当旦暮遇之，且将有阐明其意，裨补其疏，使天札之民，咸登仁寿者，此天下后世之幸，亦吴子之幸也。若夫折杨皇荂，听然而笑，阳春白雪，和仅数人，自古如斯。知我罪我，一任当世，岂不善乎？吴子以为然，遂相与评骘而授之梓。
嘉庆十有七年(公元1812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汪廷珍(公元1757～1827年)，字瑟庵，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端。著有《实事求是斋诗文集》。}
自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事也。瑭何人斯，敢以自任？缘瑭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瑭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苫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瑭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瑭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癸丑岁，都下温役大行，诸友强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又历六年，至于戊午，吾乡汪瑟庵先生促瑭曰：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大行，子盍速成是书，或者有益于民生乎？瑭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然是书不出，其得失终未可见。因不揣固陋，黾勉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
淮阴吴瑭自序。
凡例
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又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以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二、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三、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瑭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症，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去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症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厉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 事师无犯无隐，瑭谨遵之。
四、是书分为七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卷一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卷二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卷三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卷四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学者心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卷五解难产；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卷六解儿难；专论小儿慢惊风、痘症，缘世医每于此症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五、《经》谓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六、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记，无论先达后贤，有能择其币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七、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版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真确。
八、《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纵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九、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夫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无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用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补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药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症，自一二朝，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十、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则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
十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
十二、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十三、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也。
十四、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致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