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外经贸领域的资深专家，霍建国自1993年至2001年多次作为谈判小组的重要成员参与中国入世谈判，是中国入世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入世那年的对外贸易是5090多亿美元，出口才2600亿美元，但三年之后就达到1万多亿美元，十年之后达到了1.9万亿美元。”霍建国回忆入世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感慨变化之快。他表示，入世最大的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布局。
很多人认为2000年后中国经济疯狂的发展是入世的结果。霍建国指出，真正形成这一改观的基础还是在国内，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源的流动，国企、民营、外资同时竞争，创造了活跃的发展空间。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重了经贸冲突背景下各界对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的担忧。“资本家不会有钱不赚。只要中国整体的制造能力和竞争力还在，他们就不会抛弃中国。”霍建国表示，产业链去中国的说法是不现实的，以中国为主的制造能力和现有的制造规模，其存在的内在优势决定全球无法摆脱中国。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想保住自己的竞争优势，一方面要通过扩展外部合作空间，另一方面要增强自我研发能力。”霍建国认为，做到这些，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没有问题。
今年上半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反超欧盟，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东盟和欧盟的差距还没有拉开，欧盟的潜力还在。从长远看欧盟回归到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霍建国表示。
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
以下为访谈精编：
搜狐财经：作为中国入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曾多次参与中国入世谈判。回忆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霍建国：我当时是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工作，代表国家经贸委参与代表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是中国适应熟悉和了解国际多边规则的过程，通过谈判深入接触关贸总协定和WTO，也促进了国内的市场化体制改革。
1993年，国家推动了新一轮的治理整顿。1994年，在朱镕基副总理的主持下，推进了外贸、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要加入世贸组织或者关贸总决定，中国的体制要和它的基本要求相适应，像政府办企业，军队办企业都要脱钩。银行就是商业银行，而不是属于国家主管的一级机构，所以当时成立中央银行作为管理行，其他的商业银行全部要脱钩。这些改革都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向前推进。
另外，加入WTO也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过程是双向的。国际上主要的国家也在逐步地接纳中国，同中国开展贸易。
2001年入世那年，我国利用外资应该是540多亿美元，转年600多亿美元，隔年就700多亿美元，四年后就是1000多亿美元，现在停在了1300亿美元。入世那年的对外贸易是5090多亿美元，出口才2600亿美元，但三年之后就达到1万多亿美元，十年之后达到了1.9万亿美元，变化非常快。
入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快我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对中国制造业的振兴和工业化的进程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搜狐财经：中国入世已将近20年，您认为入市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霍建国：入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在2004年、2005年时，进出口总值占到GDP的56%。
外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出口加工、国内就业，也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早期的工业可能更集中在重工业，在重型机械、发电、钢铁等方面投入得比较多。但改革开放后就转向了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纺织品上。我国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入世之后，中国经济逐渐门类齐全，竞争力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不管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的金融科技，都全面地融入世界，与外界产生很多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促进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的进程之快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有直接关系。外资的进入也丰富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布局。
90年代，中国进一步向市场化过渡，扩大开放。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小企业上升很快，国企进行了改革。高端制造业、大型机械制造业上的开放，使得外资进入中国更全面。
2000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多人认为入世后中国经济疯狂的发展是入世的结果。真正的基础从更深层次总结的话，90年代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发展基础。首先是1992年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推进了资源要素的流通，让企业根据市场配置资源。
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实际指的是资源的流动性，生产力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资本的配置问题、管理的公平问题，这些东西如果解决好，市场话语权就比较活跃。90年代的改革，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国企民营外资同时竞争，创造了很活跃的发展空间。
这些改革奠定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当时外资的比例最高达到49%，比例很高。因此，入世只不过是推动了这一进程，真正形成这一改观的基础还是在国内。
搜狐财经：疫情也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您对当前WTO改革有哪些建议？
霍建国：疫情一方面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对自由贸易也产生了很大冲击。在疫情防控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封闭隔离的措施，在某些大国的范围内形成壁垒，比如停航、停止人员入境，导致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反而乘势有所发展，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是一对矛盾，一些人强调发展必须要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限制。另一部分人强调要保护才能更安全，对于落后国家的发展要有一定的保护机制。
疫情后，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还是非常困难。总的原则来看，要先易后难，特别是美、欧、中、日等主要贸易国一定要加强沟通。如果主要的贸易方能够形成共识，对于解决问题非常有利。
此外还要加强舆论的正面宣传。对于什么是自由贸易，什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大家要有所认识。不要让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歪理占据上风。
WTO要发挥更大作用，积极推动改革，主动设计改革内容。在很多问题上，WTO应该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呼吁大家不要再搞贸易保护主义，要继续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遵守WTO的规则。如果WTO不发声，在国际贸易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主持公道。
这个改革会很漫长，加上今年疫情的影响，我估计要看明年六月份的贸易部长会能否如期制定一个改革的方案。
搜狐财经：疫情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了哪些影响？如何看待下半年的中国贸易形势？
霍建国：这次疫情对外贸的影响非常大。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停摆，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按照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都是下降3%，预计贸易要下降13%-32%。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萎缩，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的贸易如果能维持正增长已经很不错了。
下半年关键取决于全球疫情，现在已经进入到3季度，还没有明显的改观，应该是负面影响比较大的季度。4季度很难追回来，全球今年大部分的判断都是大幅度下降。
搜狐财经：面对当前的国际市场，我国的外贸企业应该如何及时调整？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在稳外贸方面下功夫？
霍建国：中央非常重视外贸发展，在“六保”“六稳”里，稳外贸、稳外资都是重要工作。
应对疫情的冲击，政府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贸易便利化等。这些帮扶措施对企业缓解困难有直接作用，但还要加大力度，同时要强调它的落地。
现在也有提出支持外贸企业转内销，但我觉得这不是普遍做法。如果普遍都转内销，外销就没有了，而且内销也承受不了那么大的量。
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参差不齐。有的企业规模比较大，还能够维持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运转。最困难的是规模小、产品单一、出口市场单一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一旦订单缺失，就面临停产，需要政府出面帮助度过难关。
在当前的竞争情况下，企业要更加注意产品质量，不要让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信誉。维系住客户对企业仍然很关键，要和老客户保持沟通。
如果有能力，企业还要研究市场，适当调整在市场的结构。选择潜力比较大，又能够带动出口的地方，非洲等国家也可以考虑，这也是企业阶段性的应对措施。
长远看，企业会涉及到内外销比例，市场多元化的安排，以及新产品的推出和营销能力。企业制造是一方面，营销能力也要跟得上。我们恰恰在客户方面比较被动，因为以前中国制造便宜货，容易销，大家推着走。但现在不行，得去研究客户，研究市场，这些是最关键的。
除了政府已经做的，要继续加大落实和帮扶力度。企业也要认真做好自己的管理，把握好市场，把握好客户。
搜狐财经：许多人担心，疫情过后世界的产业链会去中国化，您对此如何看待？
霍建国：如果有经济常识的或是懂一些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就知道这是不现实的说法。生产的组合不会更多地考虑政治的背景因素，主要是考虑投入和产出，资源优化配置。资本的本质是逐利，赚钱是最主要的目的。
从投入和产出回报的角度看，资本家不会有钱不赚。只要中国整体的制造能力和竞争力还在，他们就不会抛弃中国。产业链的退出和改变，不会由人的意志决定，更多的是由经济驱动。
现在国际竞争中，最高技术的封锁和壁垒还很严重，在高科技领域可能风险大一些。在其他领域，即使有这个压力，演变过程也是非常缓慢，不会在一两年之内完成。
国际产业链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说近了是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主动进行调整投资的结果，它不断地投向应用更高，更开放的地区。欧美出现产业空心化，反而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成为亚洲重要的出口大国。
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来看，欧美处于困难的下行期，它的内在矛盾和经济增长都很困难。而亚洲像中国东亚这带地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还非常巩固。
我们可能在顶端的高技术领域能力还不是很强，但以中国为主的制造能力和现有的制造规模，其存在的内在优势决定全球是无法摆脱掉中国的，摆脱的唯一代价是大家会承受成本的上升。
当然我们也不能大意，要加快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从放管服和贸易便利化方面改变现有问题，稳住产业链。
搜狐财经：在逆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产业链回流及贸易成本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如何把握新的产业趋势，保住世界工厂的位置？
霍建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想保住自己的竞争优势或者保住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需要采取一些必要措施。要坚持供给侧改革，加快市场化改革，完善构建资源优化配置的环境。
除了这些，加快自贸区的开放进度也是突破口，要让自贸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代表中国开放的形象，带动中国吸引外资和国际合作。
此外，要切实做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真正的竞争力体现在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上，实际上就是制造业的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虽然这几年规模和产能很大，技术也有所提升，但与国际上高端的制造业差距还很大。
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扩展外部合作空间，另一方面要增强自我研发能力。这样，我认为保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没有问题。但是适应国际竞争的局势，包括技术和规则的竞争，中国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搜狐财经：今年以来，东盟反超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将会有哪些调整？
霍建国：东盟反超欧盟，是阶段性的变化，去年我们和东盟签了一个自贸区10+1的升级版，可能在更多领域有一些新开放的安排，特别是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安排。
这次欧美疫情比较严重，东盟疫情相对受冲击较小，中国的疫情取得很好的控制。所以我国和东盟的贸易发展相对快一些。但是东盟和欧盟的差距还没有拉开，这一点要注意。
欧盟这次疫情受影响很大，处于困难的阶段。我们短时间内和欧盟恢复贸易水平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随着欧盟经济恢复，中欧现在还在加强双边贸易，准备谈BIT（双边投资协定），如果BIT能够签成，还会推动自贸区相互开放。
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从长远看，欧盟回归到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还存在。因为欧盟的总量大，欧盟原先的总量是17万亿美元，英国脱出去之后脱掉3万亿美元，那他还剩14万亿美元。东盟整体10国加起来不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一个英国的规模。
经济总体的规模跟消费需求紧密相关，经济在发展，需求就会上升。所以我个人看，欧盟的潜力还在，只不过是阶段性的困难，下一步我觉得欧盟还会上升。
搜狐财经：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风险进一步上升。您认为各国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未来国际贸易有哪些新的增长点？
霍建国：目前，国际局势主要的因素是美国。美国对很多国际的机构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复杂因素。形成对美国的抑制因素很重要，需要加强中欧或者中俄、中日的合作，逐步形成对美的抑制，让它知难而退，重新采取合作的姿态共同合作。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科技推动全球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贸易保护主义是有害的。从舆论上，要加大批判贸易保护主义，批判逆全球化思潮。让正能量的东西在全球站住脚，中国在这些方面有责任。
另一方面，WTO的改革还是突破口，通过国际机构的改革形成新的典范。大国之间要坚持对话，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在国际贸易方面，国际贸易的形态和整个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回归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在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国际贸易当中的货物贸易比例在下降，服务贸易的比例在上升。服务贸易里的数字贸易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新的发展趋势。
数字贸易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创新产品，我们在电子商务上发展比较快，但在数字贸易上并不是强项。全球的数字贸易这几年上升得非常快，每年增长20%以上。我们要适应国际贸易新的潮流，在高端技术、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方面要加大力度。这些领域的增长比较高，要能够适应它，才能享受到这种增长的效益。
更关键的是要适应国际竞争的新格局，大国外交之间要处理国际的平衡问题，贸易商也要学会开拓新市场，把握竞争的手段。现在看来，全球竞争的焦点确实在变，大国的规则，贸易竞争的规则，过去强调的是在通关过程中，在边境上如何修改完善。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内,叫边境后。边境后就是指国内的产业政策、补贴政策、信贷政策还有一些管理体制，大家关心国内政策是否公开透明、公平和国际化。
短期看，多边体制很难发挥作用，区域自贸协定，欧盟、北美、CPTPP+、CPTPP，海湾这几个比较大的自贸协定，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过渡阶段，而且他们会通过自我协调的规则发挥更大影响。
中国需要适应当前的国际竞争的新格局，在适应的过程当中，继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把握机会，逐步发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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