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第11期举办。本期主题是“大疫止于村野--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的由来”，主讲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温铁军。
温铁军在直播中表示，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经济社会面，但如此规模的疫情却止步于缺乏防疫措施的村野。他说，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特点大幅降低了中国的防疫成本。“中国能够有这么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现在还有家可回、还有村可回。”他说。
温铁军认为，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接着又提出生态文明改革措施，改变过去在工业文明时代旧的政策体系、部门行为体系等，完全是划时代的。他说，过去资本下乡走的是粗放型的重资产道路，但在农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无法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比。
温铁军表示，只有用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生态文明战略，我们才有可能从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跳出来。他认为，农村有数几百万计的生态资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后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形成“六产融合”的发展方式。
温铁军强调，未来我国应重构新兴集体经济，把大量非标的资源型资源变成可交易资源，形成村集体内部市场，实现农村集体资源的公司化转型。“村集体变成资源化管理的资产公司，直接可以对外谈判，”他说，大量农村可以转化为以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六产融合”经济体，并在生态资源不断货币化的过程中发行绿色债券，盘活乡村资源资产，解决过去资本短缺的问题。
温铁军最后强调，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应对全球化大危机的压仓石。“只有在农村推动业态创新，形成‘六产融合’的发展方式，才能既实现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要求，又能够在全球大危机打击之下完成应对危机挑战的内循环。”
以下是温铁军演讲精编：
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有效阻止疫情？很少有人注意到，最低成本的防疫战场是乡土中国，因为中国农村缺医少药，最没有防疫条件的是乡村，但是这么大的疫情，却止步于村野。也即，农村所发生的疫情却是最轻的。
这有点像2003年“非典”暴发，农村缺医少药，没有抗疫的力量，当年就是农民把村里通外界的路挖断，外来人不许进本村人不许出去，“非典”也就止步于农村。
封村断路是一个表面的手段，真实的原因是乡土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仍然可以自给自足。一开始好像村里面一封起来之后，人们关心吃饭怎么办需要生活必需品怎么办？实际上在村里面粮食自己种的，蔬菜是自己种的，畜禽是自己养的，基本生活不是问题，再加上村里面什么都有，像裁缝铺、磨坊等都有，这些需求在村里面都可以解决。
另外，越来越多的城乡融合现象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这次防疫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内在因素。中国能够有这么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现在还有家可回、还有村可回。
乡土社会半自给自足的文化能够使疫情止步，只要没有外来人传入，客观来看农民也不去买口罩，按全体人口计算，防疫物资短缺至少先减掉一半。大疫止于村野这个很少被政治家、媒体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重要经验。
从这个话题我们引出什么？生态文明战略。
中国几百万个自然村的形态是多样性，乡村社会是十里不同风的，并不会像我们想象那样门挨门、户挨户的。城市人们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是反生态的。当然并不是说城市化对还是不对。疫情对人类社会的打击如此大，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生活方式、发展方式，是不是应该更重视一下人类到底向何处去？
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国面源污染普查报告》，这份报告就已经指出，我们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会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大于城市生活污染。工业污染这些都不如农业造成的污染大，就是因为我们从80、90年代开始大规模使用农业除草剂，亩均化学品的使用量名列世界前列。农业大宗产品中无论是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我们都是世界总量最大的国家，包括蔬菜、水产、畜禽基本都是在全球一半以上，用大量化学方式催，结果很大程度上就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污染。
怎么办？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是2007年提出的，接着2008年提出来搞“两型农业”，并且提出了2020年要实现农业转型为“两型农业”，也就是资源节约型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
2008年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原来定下的转向科学发展观、转向两型经济、转向生态文明发展等理念突然被中断。中国也出台了应对危机的救市政策，不得不靠加大投资，加大投资就带动了重化工，带动了各种制造业的继续发展，而这些当然会造成整个污染的不断严重。
我们用了非常粗放的进化论丛林法则的文化，取代了我们过去比较平和的长期维持可持续的文化，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正式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接着又提出生态文明改革的措施。如何实现生态文明改变过去在工业文明时代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乃至部门行为体系，我们提出了如何深化改革，这完全是划时代的。
很少有人真正把乡村振兴理解为我们贯彻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性战略，为什么这样？因为生态资源特别是空间生态资源几乎是无价的，因为生态资源的可标性很差，也就是它不能被标准化。绿水青山是具有巨大资源价值化的潜在空间。
1998年出现过一次城市经济不景气时很多企业纷纷下乡圈占农村资源的现象。这次城市经济再度不景气的时候，企业又纷纷下乡圈占农村资源，试图推进新的一轮资源的资本化。恰好此时新农村建设实现了农村的“五通”，基本上达到了开发区的标准。而且这时正好又是农业不景气时期，因为农业过剩了，农民不愿意种地，农业价格波动成为常态。
但越是机械化的重资本投入，越会造成过剩，过剩就越没有好价格，没有好价格就意味着越变成负债，于是各种各样产业化农业很难真正成功。越是重资产建仓投在农业上，就越发现没法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比，所以资本密集的农业，某种程度上能够收回成本的能力就越弱。
我们有很多产业化农业的项目某种程度上是靠着债务或靠着地方拿财政补贴维持来撑着，有越来越多的老板跑路，比如圈了几千上万亩地，最后发现入不敷出，投入产出严重不合理，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替跑路的老板向农民付地租，使得地方财政苦不堪言。
幸亏中央今天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用乡村振兴支持生态文明战略，我们才有可能从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跳出来。中央2017年再次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问题是生产方式问题，现在经济增长一定要改除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
我们团队最近做了很多相关性研究。我们指出，农村有数几百万计的生态资源，只有沿着山水田林湖综合系统开发，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最后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沿着这样的逻辑，才能把生态文明战略的经济内涵表述出来。
怎么做？配合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兴集体经济”，把乡村社会数以百万计的生态资源，由村集体在“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的过程中，通过村集体的内部定价，形成资金和资源的对价关系。比如，农民闲置的房产比较老旧需要重整，房产就等于抵押给村集体了，这形成对价关系。
这些资源在村内部通过资金变股金以后，使得资金活化融通，把农村过去的非标资源包括农村过去的物业资源价值化了，形成村集体内部市场，与股票一级市场通过对价形成股票价格的道理相似。通过重构新兴集体经济，把大量资源型资源从过去不能交易变成可交易。
当把资源可标交易了，这就意味着政府投入乡村基层大量基础设施资产可以PPP的方法进行，这就增加了村集体资产的总量。一般一个村总得有1000或2000万的政府公共投入，所形成的这些沉没资产也可以被村集体再活化。也就是说，村集体在自身资产活化的同时，把国家投入的资产也活化了，这就是农村集体资源的公司化转型。
村集体变成资源化管理的资产公司，直接可以对外谈判，外部投资人到这个村想包一块地、包一个房子，类似三产化服务化的农业随处可见。在方圆一小时的经济圈范围内，大量农村可以转化为以集体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六产融合”的经济体。再往上和乡一级入股，形成乡一级的乡村振兴服务公司，村一级以自己资产总量可以入股县一级，在县级建立平台公司。
村级公司联合县级平台公司发行农村绿色债券，用绿色债券让国家金融机构增发货币，这样我们把货币增发的本源货币锚定了生态化战略发展转型中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不断货币化的过程之中。我们通过“三变”重构新兴实体经济，发行绿色债券，活化生态资源资产，把人民币锚定在我们主权可控的资源货币化上。生态资源不断货币化，农村不断涌现绿色债券，跟增发货币对接，于是乡村中数百万亿中的资源资产盘活了，过去资本短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在地方产权市场上对农村绿色资源做交易，意味着二级市场形成了，你可以吸引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来做农村资源性资产的交易，因为在村内通过对价关系形成交易后，农村资源对外就可以交易了。再进一步，当这些资源有了预期收益的时候，比如这个物业资产未来二十年预期收益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多多少少搞期货，变成可在期货产品交易市场上的交易品种。
过去简单市场化粗放的框架之下，农村的资金要素是净流出的，我们现在怎么让资金要素回流？如果农村没有搞产业发展，农村人口的回流就是一个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我们如何让社会稳下来？中央的“六稳”如何实现？我们就得考虑用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能够配套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六产融合”新业态的创新，才能吸纳这些已经不再愿意从事一产生产的农民，只有在农村推动业态创新，形成“六产融合”的发展方式，才能既实现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要求、“两型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能够在全球大危机打击之下完成应对危机挑战的内循环。这就是所谓的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特别是全球化大危机的压仓石，才能顶得住先是美元去中国化，再是全球经济去中国化的压力，才能构成内循环。
各种各样的乡村公司化改革之后，利用现代市场来甩掉过去我们被动纳入全球化形成的一系列包袱。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内循环，内循环就是现在生态文明战略大转型过程中间所形成的生态资源开发，我们把它叫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