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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王石谈留学:我没有“镀金”的想法,但虚荣心是有的

生意场 2019-12-07 14:06:43 来源:第一财经

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再到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王石的留学生活即将画上句号,为此他又出了一本自传《我的改变》,讲述了自己2008年后这十年的经历与感悟。2008年,在他看来是自己人生的又一道分水岭,“我的很多人生转变,都是57岁之后发生的”。

第一财经:年近六十、功成名就以后再去读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名人进名校”的模式,难免有“镀金”的嫌疑。你当时最直接的动力是什么?

王石:我爱探险,上过两次珠峰。但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家伙还上去干什么?难道不是被人抬上去的?我这个人的行为处事就不太能被人理解,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

为什么留学?因为有知识短缺的焦虑。我们那代人,经历了“文革”,学业在中学二年级就中断了,后来去当兵、做工人,又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在学术上,我各方面的训练都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到深圳创业,当时就有去留学的愿望,要补短板。没想到,一创业就是一辈子。到了50岁时,基本上是打算放弃了。因为后来想想,要改善管理方法,可以雇用“海归”博士,不用自己亲身去留学。

直到2008年,我受到了新的触动。2009年,我又被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先是签约一年,开的课是“企业伦理”。做兼职教授和做一个讲座嘉宾是完全不同的。做讲座,讲两三个小时,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完成一个课程,要有一个教学大纲,要讲出自己创办企业30多年的案例,还要有中西方的比较,这是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吃力。很明显,我的理论知识不足。

后来,我又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讲的也是“企业伦理”。作为兼职教授,学校是要给我教学费的。我拿到的是最高级别,我感到这是他们对我价值的尊重,在当时,还是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的。

但我继续学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先后给国内几所高校表达过意愿,但没人当回事,都说:“你来了,直接就是教授了。”后来,哈佛大学向我发出邀请,我就积极响应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从理论上梳理自己。

要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的途径就是宗教。这里头并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看文化发展的轨迹。出去之前,我没有镀金的想法。镀金一去十年,没有这样镀金的,那都成金了。当然,虚荣心是有的。

第一财经: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几所学校学习的?

王石:在这几所大学都是访问学者。

第一财经:2008年的两场风波,与你出国留学有什么联系?

王石:应该这样说,不管想不想,喜不喜欢,我骨子里流淌的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

我的家庭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受到的教育也距离传统文化很远。“五四运动”是西方文化的启蒙,后来的“文革”更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把儒家和孔子作为守旧的东西来批判。

我还一度庆幸,自己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污染”。主观上,我没有弄清哪些东西要批判,哪些可用,从来没有思考过。

到深圳创业以后,读书自学,对西方文化兴致勃勃,学习也是比较充分的。印象深刻的,读得也非常吃力的,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那时候真是豁然开朗,重新从西方的角度看文明史,看各种文化的萌芽、生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人会突然有那么大的转变?我当然不会因为她的转变而转变,但佛教的确成了我们很重要的话题。我只有聊这个,才能和她有话题。所以,我后来也结识了他们那个虔诚的佛教圈子,有活动,我也去,也拜佛,并不是我在祈祷什么,而是要把参与其中的经历拿回去和我母亲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耳濡目染,了解了佛教、道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到西方,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去学习,并不是说我之前一无所知,不是完全从头开始。举个例子,去哈佛之前,我始终有个疑问,难道信仰基督教的人真的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吗?我完全是带着这样的疑惑去的。到了国外以后,我学习了文化比较,知道了在各种气候、地理条件下产生了怎样的宗教。宗教更多是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宗教中的很多戒律,比如,不杀生、不骗人、不杀人,这些在各大宗教中都是一致的。

第一财经:你在剑桥、牛津和希伯来大学都建立了很多关系。

王石: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剑桥,但是已经和那里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络。不仅是彭布鲁克学院,其他许多学院也是如此。在英国,不仅是剑桥,还有牛津。2014年,我就在那里建立了深潜赛艇暑期训练营,企业家们可以在剑桥和牛津吃住、学英语以及其他各种文化课。到现在,已经办了12期。在希伯来大学,我决定明年夏天把教学点开起来。这种学习形式有点像EMBA课程,是成人可持续教育。但它的不同在于,这个课程不是教你如何赚钱,如何建立商业圈子,而主要是让人反思个人和企业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还有如何界定优秀健康的企业家等等。

这里学员主要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企业家和高管,比如我自己界定自己就是一个高管,职业经理人。第二种就是成功的运动家,比如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冠军,如何让他们在职业生涯第一阶段结束后成功转型?在中国的文化中,运动家和文化人基本是分裂的,他们从小就是训练身体,而可能在知识上、在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修养不够。企业家可能也有这个问题,不是文科、理科就是工科,如何让企业家在更健全的环境中发展,不仅是头脑上的灵活,还需要体力和四肢上的健全。

从古希腊的传统来说,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贵族运动,头脑和四肢是相互健全的。但在中国的传统中,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搞运动的又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觉得面对未来,我们的民族在这一点上是欠缺的。我当时建立深潜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财经:你到处登山,也到处读书,这两件事,你都干得很较真。有什么是读书不能达成,而只能够通过登山达到的?

王石:我从来没有这样比较过,可能媒体比较敏感,会想这两件事的不同。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探险,喜欢竞技体育,这可能和家族基因有关。我父亲很小就从山里出来参加红军长征,我母亲是锡伯族,这个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我还很小时,过暑假,母亲就把我们放出去,换三次火车再走十几公里到山里姥姥家。

我喜欢冒险,登雪山满足了我探险的欲望。我还喜欢飞滑翔伞,2000年,我曾经破了中国飞滑翔伞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2016年才被打破,足足保持了16年。后来,我又开始飞滑翔机,在大同拿到了国际滑翔机执照。2008年,我又去墨尔本国际滑翔机学校学了两期,拿到了国际滑翔机驾驶执照。运动,就是我生性的爱好。

第一财经:商学院,可以说是企业家和高管们深造的主流选项,在那里的学习和圈子可以直接作用于自己的事业,而你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选择目的地和课题。

王石:我本身喜欢历史、逻辑学、文学和哲学,我也喜欢思辨。这还是跟我个人偏好和思维方式有关。再从经营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文化也更多是告诉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企业。

第一财经:你写了很多书,几乎两三年一本,其中也有好几部自传,这些书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石:自传严格来说是一本半,我没出过很多自传。哪儿那么自恋呢?还出很多自传……

什么叫“一本半”呢?我创业20年时,写了一本关于万科的书《道路与梦想》,其中也涉及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这应该是带着自传性质的,其他的一些书都是谈论探险和登山的随笔,应该说和自传没有关系。

到了深圳30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我又在自传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年,内容扩大了。原来的那本书,扩充成了两本,第二本就是《大道当然》。其他的书,比如《灵魂三部曲》《彷徨的灵魂》《让灵魂跟上脚步》《生命的台阶》《生命高处》等,都是某一时段对自己的反思和对宗教的认识。

现在这本书,严格来说不是自传体的书写,虽然写到了自己的经历,但主要还是说我对身体的认识、对学业的认识。其实我想写的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变化,因为很多人生中的重大变化发生在2008年以后。再联系到自己之前的经历,是和编辑商量的结果,他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王石以前的经历,也不会翻以前的书来看,要想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交代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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