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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如何塑造京东方?

生意场 2018-11-16 14:09:44 来源:经济观察网

  王东升好几次说,感谢邓小平和改革开放,这样的表达跟他的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他的祖辈有出自黄埔的,他的父亲是军医,母亲是教师。这种家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让他们无可逃避。他下过乡,当过村里的会计,后来招工去湖北搞三线建设。因为乡土和家庭的传统认知,这个初中毕业的年轻人从未放弃过读书。当他拥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时,他的命运从此就有了改变。1978年,他进入杭州电子工学院,成了在校的学生,并当了班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路口。

  王东升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子管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这间国有企业依然固守着传统。然而,逐渐打开的国门,让那些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他们这些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一样受到开放带来的强烈冲击。新的知识和理念,新的技术和思维方式,从老知识分子到年青一代都如饥似渴地汲取,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情感,在王东升面临去和留的煎熬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是王东升的第二个路口。他有过充满热情地宣讲改革方案,台下却打呼噜的情形。他不止一次地试图离开,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这家看起来已无出路的企业。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场景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他彼时的选择。如果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你很难理解他不断强调的使命、情怀和理想主义。这是那一代人的八十年代,这是那段历史的经典镜头。在中国不同的企业中,同样的一幕曾经不止一次地上演。

  王东升和他的同伴们明白,旧模式和旧体制不可维系。当他有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导者时,他要用人权、决策权和选择权,要求上级不随意干预企业,要让员工变成市场中的员工而非老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王东升的故事和最近十年我们听过的所有创业故事大相径庭。从国企脱胎而来的这家企业,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上万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可能和产业机会。所以他说,我是从负资产开始创业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唯一机会来自改革。对于政府、银行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支持王东升改革方案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只有改革才有机会生存,为员工解决就业、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只有支持改革,银行的债务才可能不会变成坏账;只有支持改革,员工们才有可能重新拥有未来,至少是拥有掌握未来的机会——在推动集资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王东升对员工们说,我们只有50%的机会,但如果不做,可能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王东升面对的第三个路口,是要选择怎样的产业发展方向。回头来看他无疑是对的,京东方杀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足鼎立的市场,自此结束了中国大陆“无自主液晶显示屏时代”。但是站在1998年,甚至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相关业务的2003年,王东升是个少数派,他的选择遭到了产业权威的反对,他们觉得液晶显示并非产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运气实在太好的赌博,抑或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大胆决定?王东升的解释是,那是一个系统分析的结果。后来王东升将其总结为:站在月球看地球,上下看一百年。这样的思维方式让企业领导者具备战略眼光。

  从一个液晶显示领域的“闯入者”到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京东方花了15年的时间。王东升的梦想是在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让1000亿元人民币营收的京东方做到1000亿美元。他认为这是很有机会的——只要京东方不出错,在产业方向上保持领先,避免被颠覆。一个悬念是,当京东方的触角从显示行业衍生到物联网智慧系统、智慧健康等领域时,他如何塑造京东方?

  身为京东方集团董事长,王东升开始考虑接班问题。他说,这是他思考了好几年的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永远站在前台。京东方需要的是制度和文化引领下的传承。

  这是他和京东方的又一个路口,而王东升已做出选择。

  访谈

  经济观察报:您1978年考入杭州电子工学院,当时有什么志愿?

  王东升: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最要感谢的还是邓小平,从内心感谢。首先是恢复高考,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父亲是军医,从部队复员到地方,母亲是老师。我家里和很多人一样都受到文革的冲击。当时,想读书读不了书,我初中毕业就下乡了。我当过木工,给人家做家具,还当过会计。尽管没有上高中的机会,但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我找老师,让我读完高中课程,甚至更多的知识。所以当时我比那些上学的人读的书还要多一些。

  我大约17岁参加工作,跟一个建筑公司去湖北参加三线建设。我当会计,管预决算。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坐火车,从东阳到襄樊。

  恢复高考,头一年我没有准备,领导也不希望我走。但我还是觉得要参加高考。当时我想考军校。我们一家很多军人出身,我有军人情结。后来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坦率地说那时候没有说一定要干什么。

  经济观察报:您毕业分到了北京电子管厂,这是一家老牌国有企业,那时候是什么情形?

  王东升:当时的电子管厂做电子管和半导体器件,在电子器件领域是一个大而全的工厂,比如说做半导体器件,从拉单晶开始,一直做到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还有应用实验室,一整套都有。做电子管,钨丝、玻璃、陶瓷都自己做,甚至还有钨矿和云母矿。与其说那是一个工厂,不如说是一个工科大学。

  我们的师傅们好多是曾经留学苏联、欧洲和美国的,我们则是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在他们眼中当宝贝似的,恨不得所有的地方都让我们去实习。我是搞财务的,但是搞财务不是光算账,也要先学工艺,包括半导体和电子等。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新思想和新理论进来了,包括信息技术、半导体技术等,尤其像系统科学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师傅尽管年纪都比较大,但他们的国际视野很宽,功底很深,老师很好,你只要想学都能学到。比如说我的师傅是王亚南(备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学生,我的计算机老师也是行业顶尖人物。当时有一大批的老专家。他们也很愿意教我们。开始学工艺,后来学计算机,编制软件。我还获得过电子部的科技创新奖。

  我们真的是认认真真读书的。被困在小地方好些年,忽然出来到了杭州读书,到北京工作。星期六星期天就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背英语单词,贴心灵鸡汤,励志。我们看过了那之前国家的乱,觉得国家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内心是很单纯的,再加上我们的工厂也特别具有使命感。

  经济观察报:您到电子管厂的那些年,从基层员工到总师、副厂长、厂长。您在企业里面是怎样的感受?为什么企业会出现危机?

  王东升:关键是技术落后了。改革开放以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从原来的体系忽然转到市场的体系,一下子适应不了。当时企业技术落后了,信息获取也是落后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观念和体制问题,整个社会已经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但我们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还停留在过去,从计划到市场转的慢,加上体制上不容易改。就这样连续亏了七八年。

  经济观察报:1992年,您其实有机会可以走,据说条件也不错,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了。

  王东升:当时,我已经基本办完调离手续,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接任厂长,我没同意。从27岁留到了35岁,早就想走,一直没走,就是想通过改革改变企业现状,但很难,当时我真是不想再留下了。

  但厂里的老领导做我思想工作,希望我留下来。我们一起进厂的年轻人有不少,他们来找我,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如果走,我们都走算了。年轻人要是自己干,也许能创出事业。我说,我找不到留下的理由,你们给我一个理由。现在都改革开放了,看看南方深圳、海南,这么好的机会。

  后来一个同时期进厂的年轻人说,我想到了一个理由。他说,我们都是外地来的,我们的师傅对我们怎样?我说不错。他说你知道么,某某师傅捡白菜帮子吃——因为我们好些年没有按时发工资,不能按时报销医药费。厂子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一些老员工——男的戴口罩墨镜,捡摊贩丢掉的白菜帮吃。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理由:让曾经教过我们,爱我们的师傅可以按时发工资,报销得了医药费。那时候很多人流泪了,没有人说不留下。

  经济观察报:但是留下是有条件的?

  王东升:我说,这是个理由,我们留下来。但是我们需要成功的条件,首先我们自己带头,打破铁饭碗,市场化。我同意留下,争取了五个条件。

  第一,从领导开始打破铁饭碗,市场化聘任。第二是股份制改造。当时没钱,我们自己筹点钱,说服银行债转股,进行股份制改造。第三是落实厂长负责制,给厂长选择经营团队的人事权。第四是出国便利,以便及时了解国际市场和技术发展动态。第五,精简机构,建立市场化公司制度。改革以后,原来45个处级单位变成9个,而且只能有一个部门领导。

  经济观察报:这是一个市场化企业最基本的要求。2003年你们收购韩国现代电子TFT-LCD业务,进入液晶显示领域,现在看选对了方向,当时呢,那是成熟的考虑还是赌博,是一次冒险?

  王东升: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核高基,想做基础的东西。1998年我们就决定要做液晶显示了。那时候显示有很多技术方向,PDP(等离子显示)、FED(场致发光显示)、TFT(液晶显示),等等,我们要选择。不少人劝我们做PDP或FED,因为投资少,风险小。当时我思考,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判断,从空间讲,应站在月球看地球,从时间看,应上下看100年。从1947年半导体技术起来之后,电子器件领域的发展,就是半导体技术替代电真空技术的过程。上述显示领域三个方向,只有液晶显示是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的,为此我们果断选择了液晶显示。很多企业判断错误,甚至一些国际大企业。现在看,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跟我们当时北京电子管厂土壤的滋养是密不可分的。那种大而全、工科大学式的工厂,宽阔视野和功底深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前辈,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

  比如他们给我们讲计算机语言,是从人类的元语言、思维进化史开始,再到计算机语言。他们哲学的、历史感的思维,一般人是不具备的。当我们思考的时候,从月球看地球,上下看一百年的方法论,来自于这些老师们的启迪。后来,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团队。

  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赌博。

  经济观察报:京东方当时制定了一个25年计划,但是企业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偏离这个方向,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王东升:我觉得这跟我的个性和背景有关。我是一个系统工程专家,还是软件和财务专家。从系统工程角度看,从选择方向开始,我不会觉得哪个方向热选择哪个,我们一定是要弄明白的,站在高处看,全世界看,上下一百年,看历史,看产业发展史,这样看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短期为做而做,我们是为打赢而做,为成功而做。

  我们始终是想做到前沿去。我们做25年的规划是有道理的,当时国内大学读相关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自主技术能力,培养自己的工程师。这样的东西没有十年是学不会的,所以我们说五年消化吸收,再花15年做成行业第一。

  我们是晚开的花。说搞25年,也是要让自己的员工认识到,这个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要静下心来,有工匠精神。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一定要做行业第一?

  王东升:因为我们太清楚了,半导体显示行业做不到第一活得一定是不太好的。最多不过五家,后面就没有机会了。而且你的投资这么大。所以你只要活着,就要按这个目标走,要有这种狠劲。这是一种坚韧创业的文化。

  经济观察报:你们有接近十年的亏损,有几年是巨亏,股民都在骂,甚至说你们只顾着圈钱,挥霍投资者和政府的钱。

  王东升:资本市场上,我们一直跟投资者讲,我们这种半导体显示公司,最少要给我们十年,前期是很难赚钱的。如果你们是做长期投资可以投,如果炒股票做短期的就不要持有。

  我们到任何地方,包括跟地方政府都在讲风险。没有半导体产业,中国的工业化可能会断档,会被打回原点。你要么超车,要么一波一波跟上去。这可以说是国家战略。你要付出,付出的就是时间,要坚持。这一点工业部门很清楚,但是资本市场不清楚,认为钢铁和石化是大资本,电子业是轻资产的。我说你错了,你看到的是组装业,那是轻资产的,但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是芯片、材料和显示屏,这些可不是小钱,都是大钱,百亿千亿级的投资,这些是真正的电子业。

  散户骂我们,但是机构是赚钱的,因为机构是长期的。散户追涨,有的即使赔钱了,去年也都赚钱了。我们兑现了我们当时的说法,这是战略性的股票,长期一定可以赚钱。首先,我们说你要用自己的钱投,决不能借钱投。同时我也自信地告诉投资者,我们是全球化公司,是一个基本面很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公司,但适合于长期投资,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产品。投资的长期收益会超过行业平均值,但是短期我不能保证。总之,你不能做短期投机,而是长期的价值投资。

  经济观察报:京东方在液晶面板市占率已经全球第一,我们也看到你们在物联网的布局,比如智慧医疗等,但是在新方向上获得优势是不容易的。京东方底气何在?

  王东升:京东方从单一的显示器件向显示与传感、物联网和智慧健康转型,可能有人觉得跨界较大,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将现有的显示和相关传感技术优势,在相关细分物联网系统和智慧健康领域的跨界融合创新。

  比如我们数字艺术物联网平台,核心点有两个:一个是把屏做成和宣纸一样,这跟显示技术相关,是原有技术在新领域的应用;其二是人工智能和传感技术,以前我们用在工程上,我们也有这个基础。

  再比如移动健康产品,拿无创检测来说,这就是家庭医生设备,是软硬融合的医工产品,是我们相关生物传感器技术的跨界创新和应用。还有数字医院、再生医学、数字人体等都与我们原有的能力有相关性。我们在布局,但是我们不忽悠,我们扎扎实实地做,一旦成功,那是改变历史的。我们有信心!

  经济观察报:您曾经说,现在最怕出现一个黑科技把我们颠覆了。这个问题怎么破解?

  王东升:在显示领域,我们去年的市场占有率是25%,今年快到30%,估计很快,市场占有率可能达到35-40%。专利方面,我们连续两年在美国IFI Claims TOP50增速第一。在LCD领域,我们拥有全球首条10.5代TFT-LCD生产线,优势仍在不断提升,应该说已处于全球领跑地位。在OLED领域,我们拥有中国首条、全球第二条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处在这个领域的第一集团。在某些传感器件领域,我们也处在全球领先地位。

  我们已进入了无人区,前面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东西了,这时候压力更大了。你要保持持续领先,不被替代,就得选对未来的方向,坚定快速地执行下去。方向错了就全错了,动作慢了就会被人吃掉。说实在的,我现在最怕的是哪一天,哪个“车库小子”,想出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把我们干掉了。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必须确保30年技术持续领先。我们通过不断优化短中长远期的技术创新路线图机制,来保证这一点。

  我最怕的还有一点,就是大企业病。京东方弱小的时候,大家都充满创业创新的激情,现在员工接近8万人了,怎样把创业创新精神,成果主义原则,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等文化精神传承下去,在这方面我是有些担心的。所以我经常跟我们的团队说,别人要打垮我们不大可能,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打垮自己。为此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激发企业创业创新活力。只要我们自己战略上不犯大的错误,不断克服大企业病苗头,时刻保持创业激情、创新活力和竞争锋芒,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市场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经济观察报:您曾经说想有没有可能去火星退休,为什么是火星呢?您怎么理解公司和创始人的关系?

  王东升:我讲去火星退休,其实是在讲一种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作为京东方的创始人,我现在思考比较多的是如何使企业基业长青。放到全球来看,京东方在业内已经有名了,但是能不能基业常青?

  我想说的是,基业长青一定不是说第一代创业者一直干到80岁,干到死,这不科学,不是个好方法。

  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企业,应该要有自我纠错、自我发展的机制。不是靠人治,而是靠机制选择一代一代的领导人,给年轻一代更多的机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经受磨练,脱颖而出。这样企业才会有未来,要不就会出现“大树底下没有草”的现象。

  怎么能够让京东方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永远保持创业创新激情,永远保持竞争锋芒?这是这几年开始思考的问题。当你不在的时候,京东方仍然运营的好,甚至比你在的时候更好,你才是成功的企业家。所以我赞同企业家要过“三关”——创业关、授权关和交班关。

  火星是个遥远的存在,人类迟早会上去的。我虽然60出头了,但仍充满好奇心,心怀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也许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经济观察报: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您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王东升: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我选择了做一件比较难的事,但我不后悔。别人可能是从零开始创业,我们是从负数开始创业。这是给我人生的历练和机会,让我知道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老百姓的朴实与可敬。我们的员工真是让我很感动!初期市场化改革时,有的人已经要被下岗了,有的干部已经要没有位子了,他们还是说,尽管王东升已经把刀架到我的脖子上了,但是我还是要支持他改革。成立股份制公司时,有的员工说,我钱不多,但是我还是愿意掏钱支持他搞股份制。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仍不禁感动落泪。

  四十年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成就人生梦想的好环境。我感谢这个时代,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感谢改革开放政策。现在国家发展起来了,还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创业创新,成就人生理想,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背景】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

  那一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那一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到全部欧共体国家的批准生效。欧盟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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