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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44年政商往来:活成不被喂养不会饿死的鸽子

生意场 2018-06-09 14:49:54 来源:新浪港股

昨天,巨型“独角兽”工业富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收盘涨停,市值达到3906亿元,坐上了A股科技股的头把交椅。

  在郭台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搭建的商业帝国里,工业富联扮演的角色是拥抱最时兴的技术。

  回看郭台铭经商的44年,不得不感慨,这位精明的台商曾经无数次抓住历史机遇,把自己变成命运的宠儿。

  作为富士康巨头的领头羊,郭台铭的曲折人生经历令人关注。本文作者江岳,发布于公众号“首席人物观”,“聪明投资者”经授权转载。

  1988年,郭台铭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站在深圳的土地上时,距离他父亲当年匆匆赴台整整过去了40年。

  这位出生在眷村的警察儿子,新身份是台商。

  在当时的深圳,这是带着光环的身份。1988年在后来被称为“台商元年”,台商在大陆投资建厂的大幕由此拉开。

  事实上,在此之前,两地往来已经暗流涌动——从1985年开始,不乏有散兵游勇的台商偷偷摸摸跑回大陆,探亲或者做生意。政府层面也逐渐松动,1987年,蒋经国同意有条件放开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国务院出台了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遥相呼应。

  1988年的深圳和郭台铭是互相需要的。

  “时间就是金钱”成为深圳精神。这一年,深圳敲响了内地土地拍卖第一槌,挂牌了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尚未成气候的华强北商业街上,赛格电子市场迎来了第一批淘金客。

  这是一座对资本和工业无比饥渴的城市,而深圳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也成为郭台铭们的新机遇——同一工种,台湾工人的薪资当时是内地5倍左右,于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涌向了深圳,以生产塑胶制品、电子元件、运动鞋、服装等为主。

  郭台铭看上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建起富士康精密组件厂,招了几十号人,生产电脑周边接插件。这成为郭台铭在大陆事业帝国的起点,4年后,富士康在深圳黄田的工厂揭幕。

  到龙华选址时,郭台铭拿出偶像成吉思汉当年开疆扩土的气魄。他站在荒地的高处,对着比人还高的野草丛拍板“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等到1996年6月6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正式投入使用。这座只花了4个月建起来的园区成为“深圳速度”象征之一。郭台铭后来回忆其中过程:

  “我们龙华园区的每一颗砂石、除杂草,每一块砖、每一根钢筋、每一个地下沟管线,甚至于排水沟的沟盖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当时正好碰上知识青年返乡就业,很多知青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这座巨型园区后来建起了100多栋厂房,拥有30万员工,成为郭台铭商业帝国在内地的根基。在这个封闭王国里,消防队、医院、游泳池、餐馆、银行、网吧……现代城市应有的设备一应俱全。每天,大巴和高尔夫球车穿梭不歇,把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们运往一个个目的地。

  入夜后,园区马路上经常会跑着一辆特别的高尔夫球车,驾驶员是郭台铭。这位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超级劳模喜欢随时停车,去抽查生产线,甚至动手帮工人维修设备。

  毫无疑问,他是帝国里最有话语权的“王”。

  在龙华园区里,郭台铭与政府官员的合影被放大挂在显眼处。而经理级别的管理层需要背诵《郭台铭语录》,其中一条是:对任何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领导层,而非管理层。

  

  在富士康帝国之外,郭台铭的话语权也不可小觑。

  “富士康科技园北面的朝阳门,大型集装箱货车络绎不绝。据了解,在富士康城的高峰时期,一天经过朝阳门的货车超过2000车次。为了方便富士康逐年膨胀的出口通关需求,深圳市政府早年干脆把保税区建到富士康,朝阳门是政府为富士康专设的海关,经过朝阳门的货车,就等于是已经‘通关出口的外贸产品’。”

  富士康在深圳享受的优待,从网易科技2009年的这篇报道里可见一斑。

  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曾经帮助郭台铭在1995年搞定戴尔这个大客户。那年戴尔刚进入中国市场,迈克尔·戴尔到访深圳,考虑在这里和马来西亚槟城之中选择一处作为戴尔亚太营运中心。

  郭台铭看中了这条“鱼”。他提出可以安排迈克尔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由此换来开车送迈克尔去机场的机会。路上,他又成功说服迈克尔,绕道去了趟富士康的龙华园区。

  后来,戴尔就成了郭台铭的大客户。

  郭台铭的帝国逐渐从广东扩张到全国各地,百万员工分布在江苏、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这些工厂对于富士康有着不同的意义,比如江苏昆山偏重显示器制造,靠近武汉光谷的富士康偏重光通信产品代工,廊坊富士康以手机零部件加工为主。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郭台铭和富士康的意义很明了:政绩。

  自然,这位祖籍山西的台商成为各地政府的座上宾。《中国企业家》曾经在《郭台铭的政商经》一文中援引一位鸿海高管的表述:富士康到其他省份设厂,会受到官员热情接待,甚至郭台铭一下飞机就有红地毯相迎。

  根据上述文章的报道,前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河北任上时,曾经多次与郭台铭洽谈,最终把富士康工厂引到廊坊。他转任河南后,富士康又在郑州设厂,并在2010年后把苹果生产线搬迁至此。

  郑州政府给出的条件包括:为富士康提供了15亿美元资助,用于建设工厂、宿舍、发电厂等,免去富士康郑州工厂投产前五年的企业税和增值税,此后五年也减半。

  郭台铭的“iPhone 城”也确实为郑州带来了新活力。高峰时期,几个厂区的员工人数多达30万,近百条生产线每天能生产50万台 iPhone手机,富士康成为河南进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当然,郭台铭也深谙与官员打交道的套路。

  曾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调任山西省长后,履职第一天,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郭台铭的电话;2006年,那位重庆落马官员时任商务部部长,参观太原富士康期间,郭台铭向他汇报并确认了工厂定位:以镁合金业务为中心——这一度成为郭乐于向媒体展示的细节。

  郭台铭跟特朗普的关系似乎也不错。他响应了后者在美国建厂创造工作岗位的呼应——2017年7月,富士康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厂,由此带来的岗位多达130000个,工厂将主要生产LCD 显示屏。

提到特朗普时,郭台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提到特朗普时,郭台铭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

  “他是非常直接的人,他正在为美国人找工作,每次见到我都问我两个问题:你要提供多少工作给美国?薪水是多少?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也很直接。”

  

  郭台铭的魅力不仅仅存在于地方官员的眼里。

  对于苹果公司来说,这位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特别的存在。

  据郭台铭回忆,他在1995年结识乔布斯。两人相遇在会场,在郭的坚持之下,乔布斯破例给了他一张签名名片。郭台铭如获至宝,后来把它锁进了保险柜,打算当传家宝送给儿子。

  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郭台铭受邀去美国参加了葬礼,成为现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这场友谊的基础还是生意——富士康从90年代成为苹果供应商,早期为Mac 电脑生产框架,2007年开始接下iPhone订单。郭台铭为此很得意,“乔布斯为什么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给我?因为只有我能做。”

  毫无疑问,苹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客户之一,它成就了郭台铭在大陆的地位,后者也确实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但随着合作推进,郭台铭与这家美国公司的关系愈发复杂,他们互相需要,又时刻提防,并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努力把自己对对方的依赖降到最低。

  郭台铭需要苹果,业内公认的看法是,富士康无法承受丢掉苹果订单的局面——后者常年贡献着富士康收入来源的一半。

  但他不能只有苹果。

  一方面,代工模式利润低,当苹果公司的营业利润在2012年高峰期超过35%时,富士康的利润还在1.5%徘徊。而富士康的收入浮动受苹果销量影响也很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iPhone 出现销量下滑时,富士康收入也会随之下降。

  于是,郭台铭一直想摘掉“苹果代工厂”标签,给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今天登陆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简称工业富联)就是其中的一步棋。

  工业富联是鸿海集团旗下的第二大业务,2015年重组成立。在郭台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搭建的这座商业帝国里,工业富联扮演的角色是拥抱最时兴的技术——通信设备高精密件、云服务器设备、工业机器人(17.930, -0.26, -1.43%)等等。

  《好奇心日报》统计过一组数据:

  工业富联在2017年的营收为3545亿元,净利润162亿元;27万员工每天要吃掉270头猪;20万人在从事制造岗位,同样的,20万人学历为大专以下。

  从这些数字来看,工业富联做的似乎还是制造生意,只是技术门槛听起来更高了。

  但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A股“新贵”。从递交IPO材料到获批,它只花了36天闪电过会——一般公司的等待时间是1年半。绿色通道的VIP待遇之外,工业富联272亿的融资规模,也创造了A股2015年以来的新纪录。

  正如1988年郭台铭与深圳的互相需要,30年后历史重演,只是其中一位主角换成了疲软的A股。

  毫无悬念地,工业富联在A股首日迎来了开盘涨停,截至今天收盘时已经上涨44%,市值超过3905亿元,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这意味着,郭台铭距离重回台湾首富位置又近了一步。

  

  郭台铭第一次成为台湾首富是在2005年3月11日。

  他位列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83名,从而成为台湾首富。但那并非一段美好的回忆——首富光环没能阻止死亡的脚步,第二天,妻子林淑如乳癌扩散去世,年仅55岁。

  郭台铭的婚姻曾经是一段典型的台湾爱情偶像剧:林淑如曾经是台北医学院的系花,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专科学历的穷小子,继而陪他创业,亲自下厨为员工做饭,工厂资金短缺时还多次从娘家借钱。

  当然,穷小子郭台铭后来自证实力,从1974年的那家塑料加工厂开始,他一步步建起了鸿海帝国。如今,这个庞大体系中已经产生了至少10家上市公司,财富也让郭台铭成为了能够掌控甚至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物。

  不过,回看他经商的44年,你不得不感慨,这位精明的台商曾经无数次抓住历史机遇,把自己变成命运的宠儿——

  他在60年代报考中国海事专科学校,背景是台湾当时外贸发达海事繁忙;

  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兴起,他就开始制作电视机选台旋钮;

  80年代,当同行还在享受家电行业红利时,他看好计算机前景,拿下IBM 订单;

  套用如今的话术来说,郭台铭是一位站在风口的生意人。他最近几年的投资和布局,似乎也是一部科技热词进化史,比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AI、5G、电动汽车等等。

  一些时髦布局如今还是喜忧参半的局面——郭台铭花大力气收购的夏普在2017财年才终结亏损;蓝图中的大规模工业机器人尚未实现,富士康的用人成本还在继续攀升。

  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太影响外界对这位68岁商人的信心。

  郭台铭声誉最差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当“十四连跳”迅速塑造起富士康血汗工厂的形象后,他一度被台湾学者批为“台湾之耻”。残酷的军事化管理、超长工作时间,都成为被外界诟病之处。

  “我非常伤心,一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郭台铭公开现身时略显憔悴。后来,富士康上调基本工资、开通服务热线、限制加班时间,以平息众怒。期间,乔布斯还把美国防治自杀的医生请到富士康工作了6周。

  但风波平息后人们发现,富士康在各地的工厂招工处,依然挤满了排队的年轻人——它是流水线工人们的向往之所,这个事实并没有因为“跳楼事件”而改变。

  这是郭台铭的成功和幸运之处。

  曾担任郭台铭顾问的特里•陈将前者的成功归结于勤奋:“他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7天。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富士康的技术,正因如此,他的判断比高管们都要准确。”

  但世间勤奋者万万千,作为时代“宠儿”的郭台铭,成功当然不是如此简单。

  这位成吉思汗的崇拜者曾经专门跑到内蒙古,找到成吉思汗后人,想了解家族内部流传的战斗奥妙。对方的答案是:“太阳往哪里下山,就往哪里打。”这句话后来演变成郭台铭管理富士康的原则:方向、时机和程度,都要靠速度完成。

  而在内心的更深处,这位警察眷村出身的台湾人似乎始终保持着危机感。

  这或许是由父辈漂泊的命运、眷村不安稳的生活、父亲的军事化严苛管理交织而成,后来就演变成郭台铭治下的鸿海集团一次次转型进化,也演变成了他最喜欢给孩子讲的那个故事——

  他曾经每年夏天带着全家去黄石公园玩,女儿最爱喂鸽子。有一年,公园里突然立起了禁止喂食的告示牌,郭台铭不解,找到管理员问原因。对方告诉他: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鸽子全死了。它们平时习惯人类喂食,失去了自己觅食的能力。

  显然,没有人愿意成为那群活活饿死的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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