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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之大者:梁建章谈创业、国家、时代

生意场 2018-04-11 11:21:35 来源:卢泓言

即使在怪杰如云的互联网业,梁建章也算得上骨骼惊奇。

 

99年参与创立携程,四年后上市。06年辞去CEO去斯坦福读博士,随后以学者身份指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并呼吁放开二胎。2012年危难之际再次出任携程CEO,在把艺龙和去哪儿等主要对手纳入麾下后,2016年又一次卸任。再把主要精力投入公共政策研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2015年中国正式放开了二胎政策,很多人相信梁建章功不可没。现在他关心的是,“除了最为迫切的人口危机,中国还面临医疗、教育、污染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才能找到方法。”

 

梁建章第一次挂印而去时,有评价说他是“拿起之后放得下”。重回携程二次创业,评价有了后半句,“放下之后拿得起”。现如今看,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担得起四个字:侠之大者。所谓侠之小者,局限于一己之私,执着于某种固定的方式。侠之大者,则无拘束,家国的瓶颈在哪里就去哪里,随情势而变。古话说“大器免成”,保持各种可能性和开放性,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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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是对梁建章的采访:

 

关于创业

 

「即使倒贴成本,也要坚持“无搭售”售卖机票」

 

「上海并未落后」

 

「专业化利于创新。全球化利于专业化」

 

「英语教育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很重要」

 

卢泓言:去年携程因“搭售”遭受舆论抨击。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梁建章:中国是个转轨经济体,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尚未完成。一种商业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监管方式,企业的成本无法覆盖,服务价值无法得到体现。携程内部反思的是在这种困境之下,应当如何坚持价值观。我也说过,直到开放收取服务费之前,携程会坚持免费提供“无搭售”机票预订。这肯定对收入有影响,但哪怕是倒贴服务成本,以客户为中心是不能妥协的。

 

卢泓言:这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吗?

 

梁建章:如果要系统而根本的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开放市场限制,让服务的价值回归。具体就是放开价格管制,真正让市场说了算。

 

卢泓言:改革开放之后到2000年,一直有“上海不出企业家”的说法。互联网时代的三大门户、bat、京东小米、tmd都不在上海。携程是目前上海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企业,你作为创始人怎么看这个现象?

 

梁建章:今天回过头看中国诞生的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最先嗅到这股浪潮,诞生了一批互联网企业。除了腾讯在深圳、阿里巴巴在杭州外,上海除携程之外,还有九城、易趣、前程无忧、盛大、榕树下等等,整体占比并不少。后来还有所谓的第二代,上海也有世纪佳缘、巨人网络、土豆网、百姓网、大众点评。包括第三代的易迅、新蛋、一号店等等。

 

卢泓言:上海人素来精打细算。孙坚说过一个例子,五个上海人去一个地方,他们不会就打两辆出租车。而是根据路程计算不同的可能,如果路程够短,就先由三个人打车去,到了目的地两人下车,留一个人原路返回,再接上剩下的两个人。这样花费最少。过于精打细算有时会错失机会?

 

梁建章:有人说上海人本身的文化气质和互联网发展的草根气质不符,也有人说上海人生活太安逸,不符合互联网野蛮生长的要求。都比较片面。互联网公司本身是一种高度集中创新的产物,而创新是有着集中效应的,既包括资本、信息、技术、生产资料的集中,也包括劳动力、人才、市场的集中。

 

上海的年轻人口尤其是高素质年轻人口偏少可能是原因之一。第一,上海是计划生育实施的最好的城市。第二,上海的优质高校不如北京,而且上海的大学生出国比例也是全国之最。但总体看,相比于中国其他的一二线城市,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既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上海依然是一块适合互联网创新的土壤。

 

卢泓言:听说携程早期几位创始人争论过是否迁去北京,但还是决定留在上海,因为携程的主要能力是服务。是这样吗?

 

梁建章:携程的气质和上海相仿,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服务。创新的本质就是尝试一种不同的组合,可以是不同的流程、组织形式或商业模式的组合。上海这个城市讲究务实精神,也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擅长用不断的“微创新”积累出竞争优势。携程现在通过BU制度、小老虎计划解放了各个团体的创新动力。

 

上海人性格上比较精细,注重别人感受,因此很擅长做服务。携程也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把服务细分到很多微小的单元,做到既有标准化,也有人性化。携程可能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格玛管理的互联网公司。比如客服接一通电话的平均耗时,携程可能要少很多。

 

卢泓言:美国的互联网基本集中在湾区一带。中国有多个中心,尤其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这是否跟两国的国情相关?

 

梁建章:互联网公司的产生和聚集不是偶然的。硅谷的互联网中心地位,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湾区早期就是无线通信、计算机的技术产业中心,后来自然延伸到软件网络行业;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周边教育高度发达,吸引大量优秀学生和新移民,产学研结合氛围浓厚;风险资本和创业公司之间相辅相成加速了地区成长。诸多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硅谷单独看是一个有充分集聚效应的产业区,放在整个美国看又是美国整体经济环境中有机的一环。

 

中国的情况是此前就有多个经济产业中心,当然也有各自独立的教育人才中心,各种资源互相作用,自然聚集形成不同的互联网中心。北京是政治中心,因此在一些高关联度的行业自然也会成为中心,比如媒体、影视,包括新媒体中心。除此之外互联网发展我认为受政治影响不大,更多是受市场和资源导向。

 

卢泓言:邵亦波为了家人去美国生活然后彻底放下了易趣,现在做慈善基金。陈天桥大病后也卖掉盛大,现在做脑科学。你也是两度卸任CEO去美国上学然后研究人口政策。这三个都是上海人。上海人更容易“放得下”吗?

 

梁建章:创始人离开公司的情况,我没特别统计过。不过在上海,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连续创业者。无论是并购别的公司,或者是被并购,更多的可能是商业、管理的原因,而不单是文化的原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下,企业受到市场容量限制数量不会太多,趋向于通过并购来寻求规模经济效应。

 

卢泓言:你06年为什么去美国读博士,是如何说服董事会的?我曾亲见到季琦对你的心态表达出由衷的赞赏。

 

梁建章:去美国读博士主要是个人兴趣所在,希望能研究感兴趣的问题。当时管理公司的挑战和成就感也比较小,就主动提出卸任了,大家也支持。当时也有联合创始人范敏来接手,公司的管理团队也很稳定。

 

卢泓言:当时为什么不考虑在旅行之外做更大的事?比如王兴给美团设定的愿景是“让人类活得更好”。

 

梁建章: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讲专业化公司的边界。我认为中国的企业更应考虑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专业化是趋势。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会变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会更加专业化。同样的逻辑,越是市场大人口多的国家,产业分工就会更细。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大,产业细分程度会超过美国。

 

专业化也有利于创新。创新需要专注和企业家精神。所以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初创公司。多元化公司从决策和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但多元化公司往往有更多钱可以通过模仿和投资来扩张。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行业还处于创新期,这有利于专业公司。

 

卢泓言:现在很多中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全球化跟专业化的关系是什么?

 

梁建章:全球化利于专业化。如果一个产业的全球化程度高,那么其潜在市场就是全球市场,这样这个产业的分工更细,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就更高,整体产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全球化给更具创造力的专业公司带来的机会。

 

卢泓言:相对于影响公共政策,做成一家腾讯和阿里这个量级的公司不够有吸引力吗?

 

梁建章:我相信携程只专注在旅游业务上,在未来依然将是中国成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把携程的业务全球化,在市值上更上量级只是时间问题。至于我个人,更多的挑战和成就感还是来自于人口创新和公共政策研究。

 

卢泓言:影响公共政策也是“让人类活得更好”,甚至是更有效的方式。有趣的是,你坚持企业应该专业化,而你本人却是多元化,在两个身份之间自在切换。

 

有人说,假设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创业者在一个市场里竞争,中国创业者的胜算可以碾压美国创业者。你同意吗?

 

梁建章:有一定的道理。即使不考虑市场的差别,中国创业者的综合素质也是很高的。中国人理科较好,也很善于学习和应用新技术。中国创业者富有敬业精神,能吃苦耐劳。

 

当然美国创业者依然有他们的优势,不仅人口结构上很年轻,而且拥有的多元化移民文化和世界最好的高等学院,可以不断从世界各地输入高端的科研人才,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卢泓言:把他们放到中国这样的地方,中国创业者应该会赢。如果放到美国那样的地方,中国创业者还有多大的胜算?

 

梁建章:如果把他们放到一个市场来竞争,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政策法规、文化属性、品牌效应、消费习惯洞察等等,问题会变得比较复杂。

 

从现实来看,人才多、市场大孕育出的企业更容易成功。中国市场未来会比美国市场更大,中国人的理科又比较好,又比较会用这些技术。美国的优势是它其实有些场领域并不是完全仅仅是美国市场,比如英语文化。未来如果中国的英语教育能够提升,对其他国家的人才会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中国未来的创新非常有利。

 

关于国家

 

「当下没有比人口危机更急切的问题。然后是医疗,教育,污染」

 

「政府有必要立刻对养育家庭进行补贴」

 

「应鼓励天分儿童跳级,早工作,早创业」

 

「“三岁看大”不是没有道理。我们正在帮助罗斯高教授在农村建早教中心」

 

卢泓言: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改变是什么?

 

梁建章:当下没有比人口危机更急切的问题,人口出生率雪崩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研究课题,我就这个问题也在写书写专栏,并且在多个场合公开建言,分析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利弊。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倡导的观点逐渐成为中国人口学界的主流观点,国家也相应部分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开放了二胎。

 

卢泓言: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梁建章:政策上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进步,但仅凭政策开放本身的刺激作用远远不够。统计数据已经证明,全面二孩之后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才1723万,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300万,比我们的最低预测少77万。我们一直在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根据放开二胎迄今的实施效果,还有新加坡在1980年代中期从节育转为鼓励生育的经验看,积累的生育意愿在2-3年内就会基本释放完毕。

 

出生人数大大低于预期背后是生育低迷,而其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目前在大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平均每人每年要花大概两到三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卢泓言:这个压力迫在眉睫吗?

 

梁建章: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财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卢泓言:你最欣赏的今天仍在其位的中国人是谁?

 

梁建章:我很欣赏我自己。我个人好奇心很强,有着各种各样的兴趣。在每个人生阶段我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且都能够实现的很好。

 

卢泓言:现在你最大的好奇心在哪里?

 

梁建章: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需要做很多深入的研究才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除了人口,还有医疗改革、教育、污染等等。

 

卢泓言:你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梁建章:个人认为教育应该让有天分的小孩充分发展,跳级,早点开始做研究或者创业。我的儿子进入美国高中以后,16岁就学完微积分数学和物理,17岁学计算机,这比在中国高中主要精力用来复习高考有效得多。尤其是对于相对早熟的女生来说,更早工作更有必要。否则未来女性难以平衡事业和生小孩。

 

我的女儿刚满岁,谈不上教育。

 

卢泓言:但中国传统认为怀胎十月就已经开始了教育,他们即使在娘胎里也一直在吸收外界的信息,这甚至是决定性的,比如“三岁看大”。你如何看?

 

梁建章:“三岁看大”不是没有道理。大量的研究发现,早教的影响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关键。儿童出生1000天之内的早教开发对未来至关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而这一点在农村儿童当中严重缺失。

 

我有一个合作者是斯坦福的罗斯高教授,他在一项叫做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项目中发现,有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最重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在儿童大脑和认知发育早期的空白,导致他们的认知能力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

 

卢泓言:具体为什么落后?

 

梁建章:农村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往往由教育水平非常低的爷爷奶奶带大。即便是一小部分孩子的父母留在了农村,他们往往也难以像城市父母一样给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听音乐,通过早教来开发智力。

 

目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农村建设早教中心,来帮助和辅导农村父母以及爷爷奶奶,教会他们如何给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等。初步的实验结果证明,这些早教中心可以明显提高农村孩子的认知能力。

 

卢泓言:谁来做这个事情?

 

梁建章:我和其他几个企业家正在帮助罗斯高教授建设更多的早教中心。当然仅仅依靠社会的力量恐怕还只是杯水车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政府的力量。另外,不光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早期教育存在忧患,随迁的农民工的小孩也有类似问题。所以不仅是农村需要,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社区同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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