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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敦和要做百年基金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生意场 2018-03-17 10:07:25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2月刊

  2018年初,在众多社会领域的探索者和引领者中,《中国慈善家》评选出“2017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展现榜样的力量。他们分别是:马云、许家印、何享健、刘强东、徐永光、陈越光、马蔚华、施一公、陈行甲、胡舒立。

  陈越光:知行合一

  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在中国慈善事业中,践行着中国文化精神,以弘扬中华文化为使命。

  2015年,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敦和基金会”)确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使命。因与敦和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主要捐款人叶庆均在使命上不谋而合,陈越光于2016年底受叶庆均之邀,身兼敦和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秘书长三职,掌舵敦和基金会。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陈越光而言并不奇怪。年轻时代,他对自己有期望—“即使白发苍苍,心里依然能够响起咚咚战鼓”。

  “就理解这个时代的内在命运而言,恰恰不是拥有了多大财富,取得多大成功让我们感到荣幸。”陈越光说,“而是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挑战和它面临变化的深邃魅力,让那些愿意去应战的心灵受到召唤。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吸引力。”

  敦和基金会的使命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面对着时代的挑战。”陈越光说,“中华文化思想的山峰屹立,我们迎面思想的群山—先秦诸子、两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思想,再到近当代的革命狂飙、文化反思……一座座青山相连!”

  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纵向观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横向思考在不同文明碰撞和融合的时代,中华文化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

  陈越光提出,敦和要做百年基金会。在他看来,着眼于文化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以百年为单位来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百年基金会需要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好手中的接力棒。“如果一个机构总是不断洗牌,每一批人都另起炉灶,它怎么积累呢?”陈越光说,“真正有责任感的领导在上台第一天就要想好怎么下台,怎么负责任地把这一棒交出去。”

  布局领域与区域

  2017年对敦和基金会而言是“体现使命的布局之年”。

  2015年,敦和基金会提出了系统性资助的项目资助战略,经过2016年的探索和调整,在2017年整合、构建了以社会组织为伙伴网络的系统性集群化项目群。这些项目因其自身特征形成系统。

  “种子基金计划”是针对传统文化领域的社会组织,敦和基金会正在做10年资助100家机构的规划。除了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外,也会搭建平台,帮助受助方建立互相联系的网络。“除了‘送钱’,我们还希望能跟受助方有观念和方法上的互动。”陈越光说。

  “竹林计划”则面向研究慈善文化的青年学者,该计划在2016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搭建交流平台”。“知识创造属于个人,但完成知识创造的过程,必须有知识交流的环境,所以开放比封闭要好。”陈越光希望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进而促进知识的创造。

  从表面上看,相较于往年,敦和基金会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其明显变化主要在于资金使用量上的大幅增长。

  敦和基金会从2012年5月成立到2016年12月,对外签约资助额共计4.16亿元。2017年签约金额为4.57亿元,比之前4年零7个月的签约总额还多了0.41亿元。“这并不是敦和基金会在2017年特意提速,数字背后是布局。”

  具体关注敦和基金会的资金走向,不难发现绝大部分资助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3亿元用于支持创办西湖大学,1亿元用于共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

  “我们总的项目400多个,跟高校结合的大概不超过3%。”陈越光说,“过去的4年零7个月里,没有在这一块发力,所以2017年比较集中。”

  2017年,敦和基金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四个原则:探源性发掘、原创性研究、体悟性实践、传播性弘扬,并在修改章程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中。

  “中华文化要复兴,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看清两个现状:一是在全球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进行;二是不同于3000年前,当下的文化发展需要思想家、学问家的创新研究和社会文化热潮的互动。”陈越光说,“这两种力量,我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后一种力量,但不能说这一次的文化复兴和中国学术领域的高端研究是无关的。”

  细究敦和基金会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分布,对西湖大学和浙大两所高校的资助金额达4亿元,占2017年签约总额的87%左右。敦和基金会作为在浙江成立的基金会,对这两所位于浙江的高校如此大力度的支持,难免让人猜想其在地方性和项目自身价值之间究竟如何考量与决策。

  “无论是西湖大学项目还是浙大的马一浮书院项目,我们首先都是就内容而非地点来选择的。”陈越光解释,“敦和基金会在浙江注册,对于区域性问题,我们在2017年确定了‘以北京为龙头,以杭州为中心,以深广为后续’的区域战略。”

  如此布局,敦和基金会有自己的考虑:以北京为龙头,因为无论是文化、公益还是慈善行业性组织,北京都是重镇;以杭州为中心,因为敦和基金会在杭州注册,机构主体在杭州,纵观长江三角洲,杭州有其重要的位置;以深广为发展后续,因深广在行业组织、行业分布的相对集中度和活跃度方面,以及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新业态、新形态的形成方面,相较于北京、杭州来说,更具有业态的年轻性。

  2017年,敦和基金会完成领域与区域的布局,并将在2018年持续深耕。敦和基金会领导班子三年一届,陈越光希望能在这一届形成敦和基金会内部机制功能的配套。

  敦和基金会的传播部、研发部、财务部、行政-人力资源综合部,以及南北两个项目部,“相互之间,不是一个横面的部门设置,而是能够形成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进化能力的一种机制,指导这种机制的是敦和的文化”。

  不做浮冰做冰山

  在2016底的就职演讲中,陈越光提出敦和基金会要做冰山不做浮冰,浮冰再大都是随波逐流,一座冰山在海面上像有根一样立在那里。正如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所说:“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

  敦和的1/8是什么,7/8是什么?

  “1/8是项目,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在业内的地位和职业尊严是接受敦和资助的项目伙伴们成就的。”陈越光说,“敦和的7/8包含三个东西:数据化信息汇总,机构的文化,一批一批的人成长起来。”

  从2017年第三季度起,敦和基金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里面包含我们所有的项目信息,对业界的观察和搜集的信息,文化研究的结果和信息,内部机构程序和管理信息等等。这个数据库将是我们研发的实验室,支持我们汇总和分析使用行业信息、伙伴信息、管理信息,实现一切策划有分析,一切过程可追溯,一切成果数据化。”陈越光说,“敦和一代一代的工作者将让它丰富、完善起来,一代一代的人都可以用。后面的人可以看到几年前、几十年前,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敦和基金会致力于文化的使命不仅仅是向外的,更需要由内而外,在机构文化中践行中华文化精神。

  “中国慈善事业在大发展的进程中,只靠引进一些外来思想文化和工作策略做支撑是不够的。在群己关系中间,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责任为中心,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西方权利为本的思路有它的合理性,在大社会层面,有简洁的一面。”陈越光说,“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而责任和尊严一样是不可转让的。中国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伤心不许问家国’(的士子之心),就是因为心中有责任在。”

  敦和基金会的机构文化强调责任伦理,讲“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其过”的原则。机构决策强调协商讨论的“对话”精神,而非仅仅投票决定的制度。这套方法论背后的人文支撑,是孔子的君子境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陈越光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并强调“来敦和是当‘教练’不是当‘教授’的”。“二者的区别在于,教授即使教不出几个好学生,有几部好著作照样是名教授。”他说,“教练如果书写得很多,但带什么队伍都打不赢,这不是一个好教练。”

  刚到敦和基金会时,陈越光坦言最大的挑战是卸任之时,怎样才能把手中的“接力棒”负责任地交出去。“如果我的工作方式是我做‘大脑’,员工都是‘手脚’,拼图都在我这里,那么这个活儿是交不出去的。”他说。

  人称“清末狂儒”的辜鸿铭曾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

  对应今天的敦和基金会,陈越光认为:“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成就感,不在于项目的规模有多大,知名度多高,传播率多高,而是在这个工作中到底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自我,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合作伙伴,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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