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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向洋:和天才同行的人

生意场 2016-10-26 09:29:05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

  作为微软掌管全球研发的

  执行副总裁,

  沈向洋的个人史,

  就是一部华人

  在巨头外企中的奋斗史。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中,与微软公司关联的最知名的中国人是张亚勤,曾经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后来去了百度,轰动一时。

  大部分人不知道,微软公司最高级别的华人高管另有其人——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

  每周五下午,沈向洋和其他10位微软高管会出现在会议室,开一个长达4小时的会议,讨论解决全球公司一周以来的所有关键问题,然后上报CEO。在微软内部,他们被称作“十一常委”,把握着这家巨头的步伐和走向。“十一常委”各有分工,沈向洋负责的是这家世界最知名软件公司的研发。

  到今年,沈向洋已在微软工作20年。自博士毕业,他便一直在微软工作,成为其核心管理层唯一的大陆华人,也是美国科技行业职位最高的华人。

  在学术圈,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Harry Shum。作为计算机视觉和图形学研究的世界级专家,Harry从全美计算机专业排名第一的卡耐基路梅隆大学毕业,师从图灵奖获得者、著名计算机科学家Raj ReDDy。他的同门师兄还有李开复和洪小文,后者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现任院长。

  沈向洋与张亚勤同年出生,一个13岁进大学,一个12岁上中科大。不过,他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否认自己是天才,“你我都是普通人”,甚至笑称幸亏有研究称孩子智商主要遗传于妈妈,所以他不用背负压力。但他说,自己见过许多聪明到“刻骨铭心”的天才。

  实际上,在和李开复、张亚勤一同创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岁月里,他亲手带着一批刚毕业的高校学生,将科研这件事做得如鱼得水。2002年,他和所领导的图形图像组一战成名,在全球计算机科研领域最富盛名的国际图形学年会SIGGRAPH上发表了4篇论文,让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学术界站稳脚跟。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评为“全球最火实验室”。

  这是他们在办公室不舍昼夜、夜不归家拼来的结果。有一天,沈向洋和同事们正自嘲“忙成了狗”,前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坚路过听见,看了一眼这群胡子拉碴的理工男,说:“我看根本是猪狗不如。”众人爆笑。

  后来,王坚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加盟阿里巴巴。李开复、张亚勤等人在离开微软之后,也成为各自领域的领袖。作为留守者,沈向洋于2007年重回美国,并在2014年升任执行副总裁至今。

  沈向洋习惯让员工直呼其英文名Harry,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极nice”。给实习生讲话时,他会用自己大学时期篮球场上“单手乔丹”的外号自黑来做开场。遇到员工恭维,他会即刻打断,提起他最近教了美国大使一个词“Mapi-ology”(马屁文化)。一个政党领袖曾教了他这个词,说弄了半天什么也没做成,只培养了一批人会Mapi-ology。说完这个故事,他与被调侃的员工一起大笑,恭维终止,议题继续。

  随和是沈向洋待人的方式,而他实际的工作作风,则是另两个字:强悍。他会在凌晨5点就进入工作状态,回复记者的工作微信;也会在主持面试的最后一轮,两位面试者不分伯仲之际,干脆看看谁的饭量更大——因为“这行很苦,不强悍做不了”。

  今年,沈向洋年满50岁。他最近的愿望之一,是成立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会,将曾经一起“猪狗不如”地干活打拼的那帮人聚起来,再提供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

  比起散落全球的院友,还有一群同样绝顶聪明的大脑离沈向洋更近:他执掌的全球7所微软研究院。在过去15年间,全球权威性计算机国际大会上,微软研究院的得奖论文数量是全球第一,遥遥领先,其后才是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大学。

  1991年,第一所微软研究院,位于美国微软总部的雷蒙德研究院成立。其后20多年间,软件巨头用难以计数的支出建起了庞大的聪明人“库存”,网罗住超过1000名计算机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包括大量图灵奖、麦克阿瑟奖、菲尔兹奖得主。

  “科研领域有很多天才,我很幸运见到了一些很聪明的人,刻骨铭心的聪明。”沈向洋说,他正在竭力尽量快、尽量广地“浅度学习”——微软研究院有很多方向,身居高位的沈向洋要对整个计算机科研发展有很好的大局观。为此,他需要不断大量地阅读交流学习,如海绵吸水,再抽丝剥茧。

  这是一个在科技创新最前沿工作、被天才环绕的人,强悍、亲和、逻辑缜密、语速飞快,日程表排得爆满但仍然神采十足,你时常能感受到他内心青春似的激情。他说,对于公司来讲,年轻不光是年龄问题,还是心态问题。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正是如此。

  以下是沈向洋的口述。

  对于天才的观点

  为什么我会留在微软?告诉你我当年的那种激动。1996年,我加入美国微软研究院,那时我做图形学,图形学领域最牛的一个人叫Martin Newell,他做的一个茶壶的渲染,经典到任何图形学的演讲里一定有那个茶壶。

  加入微软研究院以后,我发现他离我只隔着4个办公室,特别激动,当时就冲到外面给老婆打电话:“Martin Newell离我只有4个办公室!”因为我实在是非常敬仰他。他每天都穿同样的绿色毛衣,就像扎克伯格、乔布斯等人的作风——也许成功人士都是这样。

  Martin Newell是超级天才,而我不是天才,你我都是普通人。微软研究院当然有天才,而且每一代都有聪明的人出来,所以不是一两个,而是有相当数量的聪明人。这些人表现得都很低调,而且各有各的聪明方式:一种是明面上的,就是什么题目都能快速解答;另一种聪明,是他能看出来什么东西能做成,并且沉得住气一年一年地去做。

  比如王坚,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他原来是学工业心理学的,但是他非常热爱计算机。他想问题比较怪,能够想到其他人不会去想的思路,我跟他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年轻一代则更多,比如周昆,最年轻的长江学者,最年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在是浙大的教授。他只有30多岁,属于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里面的杀手级人物,也是唯一一个在SIGGRAPH上发文比我多的人。他很强,非常强悍,非常聪明,因为做研究很苦,不够强悍扛不过去。我非常喜欢周昆。

  我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叫刘彻,现在在谷歌。他来面试的时候,简历上写着: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化学竞赛一等奖,全国千名小画家之一……我就问他:你一辈子有没有得过二等奖?他想了想,说还真的没有得过二等奖。我说,那这样子就像是我的学生了。跟他在一起,我向他学习。

  聪明人很多,但如果只是聪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反而更喜欢一种能够后天培养出来的。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王嘉平,他的本科是很普通的一所大学,宁波大学。有人向我引荐了他,他是真的聪明,最厉害的就是博士毕业论文被SIGGRAPH选中,当年还得到全国百佳博士论文奖,是那一年唯一一篇计算机类的。获奖以后,中科院计算机所请王嘉平给师弟师妹们做一些分享,他于是讲为什么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可以做这么好的科研,怎么能写这么好的论文。

  所以你看,一个好平台何等重要。不久前我回国跟大家说,我们亚洲研究院有两件事是非常值得骄傲的:第一是环境,我们这里的待遇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环境里有很多比自己更聪明的人;第二是自由,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

  作为一家公司的科研负责人,我能够提供的也就是这两点。我当然希望中国其他的机构也能做到这样,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

  最近,很多人来微软亚洲研究院挖人,王嘉平也在不久前离开了微软,我觉得也很正常。如果外面有很好的机会,每个人就会去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办研究院一定要明白:这个机构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可以存在,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在里面。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有很好的状况。2014年,我们关闭了硅谷微软研究院,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背后当然有种种不便于对外解释的原因。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冲击也很大,因为一直以来我很自豪,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科研,也算是做得还行。结果,在我任上,却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看上去跟科研背道而驰的决定。

  当时的硅谷研究院里,很多是理论计算机科研的专家,这些科学家的圈子非常团结。事情发生后,他们联合起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我,质问怎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联名的人都是知名学者,很多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话我们当然要认真听。所以我向很多资深的教授请教,10天后,我回了一封信。

  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压力很大。第一,我刚上任执掌微软的科研还不到一年时间,一家研究院就被关掉了;第二,我很尊重的老教授给我写信说这完全是一个错误。

  最终,我在回信中情真意切地剖白:首先,解释整个公司的研发被砍掉了百分之多少,所以我们的部门同样也没有幸免、也不该幸免。其次,我承认关闭的决策是我做的,并且我当然也可以做其他的决策,但是最终做了这个痛苦的选择,决定关掉硅谷研究院——迫于种种原因,只是我不能解释。

  但是,我坚决强调的是:关掉这一家研究院,并不代表微软对“做研究”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在那封信的结尾,我引用了微软研究院创始人Rick Rashid博士的话,再次保证我们整体对“做研究”的这项承诺是永久的。信发出之后,事情基本上就平息了。

  到今天,事情过去两年了,至少我自己觉得,微软研究院在各方面都比两年前更强了,不论是科研成果或是公司的影响力,我们对整个工业界的影响比以前更大了。Rick Rashid博士前几天刚刚宣布退休,我想自己对得住他的承诺。

  微软最正确的战略就是做Bing

  谷歌在互联网领域是家伟大的公司,但就此评价微软创新能力弱于谷歌,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原因是我以及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谷歌,很多时候大家能够观察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以此形成对一家公司的印象。而我足够了解微软,我们总是很低调。谷歌的搜索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微软也有很多好东西,没必要放一起比。

  小米手机本身好吗?它很成功,卖得很多,那就很好。还有人觉得论起成功,小米和华为都不算什么,最了不起是vivo和OPPO。

  其实,最了不起的就是各自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做研究很了不起:你不用担心别人如何,只要想想自己要做什么就可以了,只要不是抄别人的,你就一定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一定要跟谷歌对比的话,从2007年开始负责Bing确实是我最痛苦的一段经历。当年,微软下定决心做Bing,砸了很多钱,公司的精锐部队都进去了。在微软的人才库中,我和萨提亚(Satya NaDELLa,微软现任CEO)都是战略预备队,被投到战场前方。我俩以前都不是做搜索的,2007年,萨提亚被任命负责Bing团队,我也被调离微软亚洲研究院,回到美国总部,成为Bing的首席科学家。

  一旦从研究转向业务,就拉开了一场商业马拉松:做学问只是其中一部分,然后要做产品、市场、销售,最后还要赚够钱来做下一个(项目)。

  这是一段很长的路,不像做科研一年就投稿一次,咬咬牙把论文弄完,你就可以放个假喘口气再继续。一旦开始商业马拉松,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今年卖了5000万台,明年卖了8000万台,后年只卖7000万台,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公司有问题,怎么只卖了7000万台?

  这样的长跑途中,肯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够强悍。我喜欢的一些学生也是这样的,很多人比他们还聪明,为什么没有成就呢?因为不够狠。(要有成就)你就得咬牙,强悍地挺住继续。在Bing的7年时光,我也都靠此挺住,一路追着谷歌这样的对手跑起马拉松。

  大概2013年,我快要从Bing团队退出的时候,我见到了拉里路佩奇(谷歌创始人)。我当然对他很敬仰,主动找他握手,再做自我介绍。然后他就笑笑说,Harry,你们做得还算不错(not too BAd)——“not too bad”,这三个字是我在Bing打拼7年以来得到的最大表扬,比盖茨、鲍尔默给的肯定还重要。当然,这可能是句客套话,但顿时又让我激起一股勇气,让我知道这场搜索之仗终归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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