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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集团原总经理耿昭杰:四十五年风雨前行

生意场 2011-03-10 08:11:45 来源:互联网

  2008年12月20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幕,已经74岁并且十年没有在任何颁奖典礼上露面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下称“一汽”)原总经理耿昭杰如期出现在现场,这位服务一汽45年,执掌一汽帅印14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元老级领军人物,在没有任何人的搀扶下缓步走向会场,并且获得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

  出生于安徽的耿昭杰,1954年8月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一汽。当过设计员、工程师、调研室主任、铸造厂党委书记、总厂副厂长兼汽车研究所所长的耿昭杰,不仅为自己在一汽领头人的岗位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还把他打造成了地地道道的“汽车人”。用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总裁亚柯卡的形容就是:“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汽油!”

  耿昭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汽的代表,一汽的领导者一代代传递着接力棒,让一汽这个曾经衰老的“共和国第一”重新焕发了青春。“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改革开放。”

  单轨制垂直转产开天下先

  1985年春天,正在原二汽参加两厂友谊振兴活动的耿昭杰接到厂里电话,要他赶快回去。回到家的当晚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总厂厂长。而当时的一汽,卖不出去的卡车排成了一条不再流动的蓝色长河,原有的红旗轿车也被停产。这个身上罩满了光环的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正在经历剧烈的阵痛,换型改造和上轻轿两副重担都压在了耿昭杰肩上。

  据耿昭杰介绍,上任伊始,正值完全由一汽自主设计研发的新型解放CA141载重汽车完成实验改进定型后准备投产的关键时刻。摆在他面前的有多种选择:“一是停产先进行工厂改造,然后投产新车。这种选择对企业的风险小,但换型的周期将被大大地拉长。”耿昭杰说,“二是不进行工厂改造,直接投产新车。这样换型的周期会大大地缩短,但生产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则很难保障。另外一种是工厂改造与新车投产同时进行垂直转产,这种选择换型周期、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都能得到保障,但企业因此要冒极大的风险。”

  1986年的2月14日,一汽在1号门露天广场召开了盛大的换型改造动员大会。那天,北风呼啸,全场近两万多人鸦雀无声,连空气都凝结着悲壮。耿昭杰讲到最后,一句一句地挥手呼出了一汽人熟悉的那16个字:“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每呼一句,全场职工就跟着呼一句。从那个时刻开始,一汽创造了世界汽车工业史上少有的单轨制垂直转产,即老产品停产后,马上就投产新产品的奇迹。两年以后,当一个141中型5吨载重汽车、一个6102汽油发动机、一个工艺水平与制造能力全面改造提升的工厂精彩亮相的时候,中国的卡车产品与制造技术水平亦被提升了30年。

  耿昭杰十分看重汽车界的一句箴言:“干卡车是小学水平,干轿车的才是大学水平。”同年9月1日,在换型改造的决战时刻,一汽在二厂区293公顷土地上,举行了以上轻轿为目标的开工典礼。而为了能够上轻轿,中国的汽车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也开始了自建厂伊始学习前苏联后的第二次学习。

  “工业战线的小岗村”

  1956年,一汽刚刚投产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过去不会造汽车,现在会了;过去不会造飞机,现在也会了;什么时候再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去开会就好了。”

  1958年,一汽造出了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并于同年送到了中南海。之后,一汽掀起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热潮。

  在耿昭杰看来,主持上轻轿不仅是一汽的第三次创业,而且还是真正实现汽车工业民族品牌的必然要求。但是,因为红旗轿车已被停产,当时一汽再要大批量地上轻轿,需要国家批准。

  据耿老身边人介绍,为了上轻轿,一汽要一家一家的政府部门去游说。有时为了汇报,耿昭杰在领导家里一等就等到半夜。而像这样的游说和汇报,至少有四五十场。

  而之前,在轻型车的“掩护”下,一汽已经开始在作生产轿车的准备,并在轿车获得准生证之前,就将一汽在西方石油危机时从克莱斯勒引进的、当时已经闲置的小型车发动机生产线移到了长春。

  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四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这一次学习,让他们懂得了产品开发、市场导向、全面质量管理、看板生产、在制品向零挑战等新观念。

  学习回来后,领导班子给全厂做报告,连原二汽等外单位也派人来听。“当时为了不被人说成是宣扬资本主义好,做报告的人还特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写了进去。”耿昭杰笑着说,这次学习,让他明白过去的许多思路都陈旧了。他说:“没有那样一次‘明治维新’,就不会有一汽后来的科学管理和思想解放,也不会有决定一汽生死的换型改造。”

  耿昭杰告诉记者,一汽一开始就明确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在合资的同时,坚持自主开发,实行双轨制。“可以说,一汽就是当时工业战线的小岗村。”

  “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

  还没有哪一家国内汽车企业像一汽这样,在合资的一汽-大众公司厂区旁边,就放着自主的一汽轿车公司,仅仅隔着一道栏杆儿式的围墙。

  曾担任过一汽-大众公司副董事长的一位德方高层人士曾对当时的一汽-大众董事长耿昭杰以调侃的口吻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国大众在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让红旗轿车又活了。”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个品牌,一个解放,一个红旗。”耿昭杰告诉记者。“企业靠什么存在?靠品牌,如果没有解放、红旗,一汽在世界上就没有位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1984年,国家解除了县团级以下单位不得配用轿车的规定,一股急剧膨胀的对轿车的需求浪潮就此形成,几十万辆外国轿车在几年间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拥进国门,填补了中国轿车工业弱小而形成的巨大真空。到了1985年,轿车进口大潮达到顶峰。“用一位日本人的话讲,到了北京就和到了东京一样,因为满大街都是皇冠。”

  耿昭杰还记得当时群众写的一封信,大致的内容是,因为花了大量的外汇,每辆进口轿车的车轮下都碾压了一所学校。那种痛心疾首,是和这个“汽车人”每每来京开会时,面对人民大会堂前滚滚的进口轿车洪流时的痛心相通的。

  今天的耿昭杰依然做着自己的民族品牌梦想,他告诉记者:“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一汽换型改造,这个梦想基本实现了。另一个是轿车梦,这个梦只实现了一半。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知名品牌,与大众合资,引进马自达的技术,都干得很成功,但这只成功了一部分,在民族品牌方面如果也干好的话,那我的轿车梦就算圆了。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耿昭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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