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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系列访谈之许耀南:雕刻时光

生意场 2009-08-02 09:01:26 来源:生意场

(生意场讯)

制表大师 许耀南

陀飞轮是瑞士钟表大师——路易•宝玑先生在1795年发明的一种钟表调速装置。它的机构,能够有效的校正地心引力对钟表机件造成的误差。陀飞轮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平,由于其独特的运行方式,已经把钟表的动感艺术美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来被誉为“表中之王”。而中国的制表技术发展较为缓慢,一直不能制造出自己的陀飞轮手表,直到90年代中期中华陀飞轮“中华灵燕”在许耀南先生的手中诞生,被誉为“中华陀飞轮之父”的许耀南用他一生的心血将时光雕刻在了手中。

出生于战乱时期 少时修表只为糊口

许耀南:我是江苏人,江苏丹阳。苏州是钟表工艺最早的,乾隆皇帝的时候就做钟。我就生在上海。我是1934年出生的,在上海呆了7年。后来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我们就回老家了。

晓虹:那个时候在表店里面吗?

许耀南:我父亲也是修表的,我们当年城里搞的新四军,我父亲就参加新四军了,听我父亲讲,让他当探子,看日本的军队里有多少人,他假装是修表去了,日本鬼子看看我父亲的手,摸摸,是像修表的。后来城里有一个探头说我父亲是新四军的,后来日本鬼子就逮我父亲,我父亲就害怕了,我奶奶,我妈赶紧跑吧,一下子跑到湖南长沙去了。

许耀南: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了,我父亲从湖南就回来了,农村很苦,我父亲不会种地,我父亲就到无锡亨得利修表了。

许耀南:我14岁就回无锡,我上学,我父亲修钟表,那会儿刚解放之前很困难。我父亲修表养不活我们一家,我弟弟、我妹妹、我母亲。我母亲身体还不好,一个人养三个人怎么能养得起?我当时15、6岁了,已经上初中一年级了,怎么办?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吃不饱。后来父亲也看我大了,就辞职了,自己开了修表店。解放之前,我记得很清楚,我小学考初中的时候,考上了很有名的无锡县中,那个时候交不上学费,我跟校长讲,我说我们家里很穷,我虽然考上但是上不起,他说那你的学费就免了吧。我那个时候直接敢找校长讲,校长觉得你这个孩子这么讲很厉害,免费,就又上了半年。我要上学,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那怎么办?我父亲说你别上学了,我父亲给我退了学,我们就开了修表店。

与心爱的学校告别,许耀南非常伤心,那个时候的他,并不喜欢修表这门行业,他也没想到,这项工作,从此将陪伴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

晓虹:当时不能上学,难受吗?

许耀南:当然难受。修表有什么好的。

晓虹:你那个时候不喜欢修表吗?

许耀南:不喜欢。

晓虹:为什么呢?

许耀南: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还是希望上学。电影里头都讲,家里穷,穷也要上学,没有办法,家里有弟弟也都大了,那怎么办,我就在家里一边修表,但是我还想着学习。刚一解放,共产党就组织青年夜校,把我们这些失学的、在家里的(组织起来),我白天修表,晚上我就去青年夜校学习。我白天修表,晚上去学习。那时候觉悟真的是提高了,去修表,也是能糊口。

民国时期,我国由清朝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钟表制造业在外国资本的打压下已奄奄一息,手表制造更是为零,全部依靠进口。

许耀南:我们那个时候修的都是外国的表,没有中国自己的表。

晓虹:那个时候都是接触一些什么样的表?

许耀南:都是日本表,都修不好,也有瑞士表,我们的店小,人家有钱人的表不上我们这里来,我们只能修修钟,修修工人师傅的表,工人师傅有手表、怀表、闹钟之类的,大部分是修钟。

晓虹:你那个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表有哪些型的呢?

许耀南:有德国的钟,我们中国刚一解放的时候已经有钟了,那个时候烟台的钟,还有过去的长柄钟,我父亲那个时候做的长柄钟也有。修了几年,因为家里很小,小店,也就8、9平米,家里摆的全是钟,因为我在店里睡觉,我看着这套摊子呢,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另外一个房间,晚上睡觉跟下雨似的,滴滴答答的全是钟的声音。

随着接触手表越来越多,一个念头也在许耀南心里升起——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搞自己的手表呢?

许耀南:当时一心想的是搞自己的手表。我当时就想我们为什么要弄外国的(表)呢,过去日本表修不好,瑞士表也很难修,这些表坏在什么地方……

晓虹:当时为什么修不好呢?是找不着问题所在还是我们的技术问题?

许耀南:不是修表的技术问题,是它的结构就不好。日本表的轴承都是铜的,那个叉瓦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钻石的,他那个都是钢的,怎么会走得好呢?尤其是日本的军用点击查看QQ秀表,有的好的表当然是走的好了,这样的好表很少让我们店里来修,除非这个人穷了,他的表好,知道我父亲是很会修表的,这样的表我倒见过,也有。

晓虹:您拿到这样的好表您会怎么样?

许耀南:这样的好表一般我父亲修,怕我给弄坏了,我都是修次的表,修工字表,一般的表我都在家里修。我就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能搞手表。

1955年,中国人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块手表——“五星牌”。那是一只15钻机械表,由天津手表试制组的四位老修表师历经一年时间,用简陋的仪器在一间小屋里研制而出,表上面有四个金字:中国制造。在修表铺中已能独挡一面的许耀南难抑兴奋,仿佛看到了自己做出的手表。但真的要制造手表,掌握先进技术和拥有设备支持是必须的条件,而这些,显然不是一个修表师凭一己之力能够办到的。1957年,许耀南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计时仪器专业,再次收拾行装北上。

专业过硬,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手表厂

许耀南:后来到我高中毕业了以后,我父亲当时很厉害的,不要我上大学了,不许考大学,你就到我的店里当工人,二级工。那个时候考大学很难的,7:1,当时我母亲很同意,你考大学去吧!我就考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第一志愿我是搞飞机的,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考飞机制造都得要工农兵的,三大贫农,我们算是小资本家。所以一下子就考了第二志愿,考了天津大学了。

晓虹:高兴吗?

许耀南:挺高兴的,后来我考上了,我父亲就挺高兴了,我们家里还出了一个大学生了,但是家里没有钱到天津去。尽管开了一个店,我母亲生病,我弟弟又上学,我们家里这么多人,修表店养不了这么多人。

许耀南:我在学校里头就表现不错。一般学生不知道学习重要,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愿意去学习,我本来可以在家里修表,我比我们同班同学都大3岁,所以我大学毕业已经是28岁了。

晓虹:我听说您当时学的技术专业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当时在那个时候学什么?

许耀南:那个时候学得东西很多,基础知识,理论力学工科方面都有,专门有计时仪器理论,天津大学原来是北洋大学的,但是我们这个专业是苏联帮着弄的,一些理论都是苏联方面的东西。

晓虹:这些理论就现在来说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

许耀南:不过时,基础的东西还是那些东西。计时仪器现在看就是天书,数学的计算好多好多算起来很麻烦的,当时用计算机要用半天,手表的理论是比较难的。当时也结合实际,我讲课的时候,学基础的东西还是很难的,像理论力学、高等数学都学,学了以后,这些基础跟工科是一样的,我们那个时候学大学是五年。

晓虹:像您这种有过前期在店里的实践经验是不是比较容易上手一些。

许耀南:有这个实践经验就是很懂,老师讲就明白了,其他的同学没有接触过钟表,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专业课对我来讲是非常省事的。

北京手表厂始建于1958年6月,厂区坐落在京北天寿山旁,此地自古就是有着“龙脉”之称的一方宝地。曾经家喻户晓的“北京”牌手表便是在这里生产的。到了90年到中期,“中华陀飞轮”的出世更是彰显了北京手表厂的精湛工艺。近代“游龙戏凤”、“蝶恋花”、“雅典娜”等著名的陀飞轮手表都是在这里设计生产的。

北表厂曾经的厂训:“不赶上瑞士不出厂”

晓虹:当时北京手表厂是不是效益特别好?

许耀南:那个时候彭真(时任北京市市长)很厉害,彭真他是跟瑞士劳动党进了一套设备,这个设备不是给一个手表厂,给三家。南京手表厂、广州手表厂、我们北京手表厂,我们大概是拿40%的设备,南京拿30%,广州拿30%,我们班里一共是30个人,一下子就到这儿13个人。

晓虹:三分之一的人。

许耀南:三分之一都在北京了。刚开始一来,这个厂还没有盖完,才盖到三楼,第四层还没有盖完,是1962年11月份,我到这儿来之前,1962年2月份我已经到手表厂了,我们毕业实习的时候是一个钟表研究所专门给南京设计一个“车马表”,我当时已经到这个手表厂了,分到手表厂又高兴,又不高兴的。为什么呢?父母都在南方,那个时候上海也要人,最理想的我是回上海。

晓虹:为什么不回上海呢?

许耀南:因为这个厂里要的人多,都想来北京。

晓虹:您当时来北京也就是有行政命令的。

许耀南:对,不是自愿。他当时统一分配,我们在大学里30个人有20个人是国家给助学金的,我们当时进去就是12块6毛,大学毕业也是12块6毛,吃不了,我们都省,我在天津大学5年了,我回到北京听说天津有狗不理包子,我在天津还不知道有狗不理包子呢。

晓虹:那您当时那些钱都怎么用?

许耀南:12块6毛钱,家庭没有钱寄给我们,自己省下来钱,比如说自己算一下12块6毛,吃11块多一点,剩下的钱把不买饭票的人我给他,换成钱,自己买点肥皂,买点洗衣粉、牙膏这类东西用用。我们在这5年大学真是国家培养的,是无条件,是国家统一分配。

晓虹:您1962年到北表厂,就一直在北表厂呆着了吗?

许耀南:一直呆到退休。

晓虹:退休是什么时候

许耀南:1995年,我一直就在手表厂。

晓虹:可以说也见证了这个厂里包括整个中国手表业的变迁。

1962年,许耀南和十几个同学一起进入北京手表厂;四十五年后,“当时年少春衫薄”的一群人,只剩下许和另外一人仍在为中国的手表事业“白头誓不归”。

许耀南:我们来到手表厂一来来了13个人,当时总工程师是无锡人,他是捷克留学回来的,他不懂手表,当时分专业的时候,分在哪个地方,那时候抢得很厉害,手表实验室谁都愿意去。

晓虹:您后来上了哪儿了?

许耀南:结果我就上手表实验室了,有几个女孩子说不行,应该让许耀南上安装车间去,因为我装过表比较熟,那个总工程师挺有眼光的,许耀南应该上安装车间,但是手表分析更需要人,所以我就上手表实验室。当时分析,国家有钱,但是钱来得也不容易,买了好多类似的表,我们分析,跟我们国家的那个表进行对比,这方面学到不少东西。

晓虹:咱们国家好象是从五几年才开始自己能够制造手表的?

许耀南:1955年,是天津。我们天津手表厂已经生产不少东西了,在天津手表厂实习,后来是上海,北京比较晚,北京那个时候很厉害,彭真管这个设备,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不赶上瑞士不出厂”。我1962年进厂,1965年厂里就让我出国了,出国干嘛去呢?我们搞一个建设成就展览会,1965年11月份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都在外头搞了11个月的展览会,去过了苏联,真正是在罗马尼亚、东德和波兰,每个国家三个月搞建设成就展览会,我不是管手表的,是管轻工系统,有一部分手表,缝纫机、自行车、食品还有烟酒是我管的。去国外看了,知道国外是这么回事情。

晓虹:有了出国的经历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咱们国家是什么感觉。

许耀南:对我们国家该怎么搞,心里就很清楚了。

晓虹:是不是觉得当时差距挺大的?

许耀南:挺大的。

晓虹:当时差距在哪儿呢?

许耀南:比如说德国已经很厉害了,汽车、钟表比我们已经相当先进了,但是波兰、罗马尼亚都不如我们,苏联表也挺好的,但是经济方面都不如我们。一回国以后,我就入党了,彭真那个时候很注意的——“我们国家要不赶上瑞士不出厂”,整个手表行业不像现在比较封闭,你不许到我们厂参观,我们厂也不允许到人家厂参观,当时是学先进,都是很开放,各个厂都比较,我们厂天津厂跟上海厂我们在全国评比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一心一意把我们厂的质量提高。

你们父母戴的手表都是我们设计的

晓虹:后来您又开始做什么了呢?

许耀南:从分析室以后,我们当时的表基本上我们厂的产品是跟瑞士一个机芯,比较老,生产不好,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就没事干了,后来我又做分析,分析完了,领导一看我人还比较不错,就让我在全国统一机芯设计,包括你们父母戴的手表都是我们设计的,集中了全国设计手表的人设计我们国家自己的手表。

当时(毛)主席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讲了,手表多生产一些,价格降低一些,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轻工部就组织我们这些人在我们手表厂蹲点搞统一机芯,从70年开始我们就集中生产了,生产统一机芯了,我们厂那个时候一年生产100多万。那个时候我们生产的表不像现在,现在人又少了,东西都不全了,我们壳、盘、针、机芯全部生产,现在我们厂生产不了了,都是买的。

晓虹:那个时候大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属于“三大件”里的。

许耀南:我们厂的利润很高。1981年的时候,我们厂一年的利润能够赚手表厂四个厂。

晓虹:那是过好日子的时候。

许耀南:我们厂比较老实,盖厂房、盖宿舍都很简单的,都按标准弄。因为厂的作风还比较正派,宁可向国家多做贡献,没有想自己弄一点好处,奖金多发一点,没有。

“中华陀飞轮”的诞生是中国制表行业的一次技术性革命

晓虹:设计第一块“陀飞轮”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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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飞轮——2008北京

许耀南:我们一共是4个人,4个人大概7个多月吧!

晓虹:在前后是经历了多少次的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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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飞轮

许耀南:当时就通知定下来了,然后就是试制,试制之后还是我回来改的,又改了将近三个多月。

晓虹:它主要出现的问题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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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飞轮——春兰

许耀南:当时比如说轴承0.4毫米,大概4根头发粗,受冲击它容易断,后来我们就加粗了,这个地方改一下,其他地方都没变。我们的精度提高,零件加工越来越好,原来我们要用1200(发条力矩),现在我们800多(发条力矩)就行了,这样表走得又长,走得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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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飞轮——雅典娜

晓虹:“中华陀飞轮”这一块,最先您设计的是机芯,后来又变成了“陀飞轮”的手表,

第一块手表的故事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许耀南:第一块手表,我出去了(退休),当时人家就做了三个样品,马小姐弄的,弄得相当好,厚一点,因为加工样机,粗糙一点,当时走时、精度各方面都还是不错的。我看了以后,我跟我师傅讲,他不懂“陀飞轮”,当时表(控制)很严,又不能拿去给我师傅看看。后来他78岁去世了(也没见到什么是“陀飞轮”)。

晓虹:您当时研制出来的时候呢?

许耀南:我当时还在英皇,当时我又没有权利把这个表拿走,因为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不能随便瞎拿出来,包括我自己我知道这套东西我不能拿去给人家,拿去看看还不见得可以给他看。在我们国家是第一个,要保密。当时没有想要批量生产。

晓虹:为什么?

许耀南:没有这个魄力,害怕,害怕不好弄。

晓虹:为什么?

许耀南:没有生产过。

晓虹:没有生产的实力。

许耀南:“陀飞轮”都是很莫名其妙的,怎么回事情都很害怕的。后来苗厂长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变成钱呢?

晓虹:他脑子很活儿,他也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许耀南: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好。他想得挺好的,后来我们就敢弄。

晓虹:那您从英皇是他请您回来的吗?

许耀南:我是冲我们马小姐回来的,我放在那儿(陀飞轮样表)不动可惜,她当时已经是总工了,我就冲着她回来的,因为她尽管是我的徒弟,她学我的东西不多,学另外一个人的东西挺多,是最早一个姓刘的,马总他对技术不懂,他是专门搞修这方面的事情。

晓虹:您现在带了几个徒弟了?

许耀南:三四个。

晓虹:对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要求?

许耀南:要求严,很细。

晓虹:要求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许耀南:不但是能设计,懂工艺,自己还能动手。

晓虹:就是复合型的,素质比较全面的人。

许耀南:对。

中国把“陀飞轮”平民化了

晓虹:现在我听说全世界能制造“陀飞轮”的人也就只有几百个。

许耀南:我们国家“陀飞轮”变得平民化了。

晓虹:为什么这么说?

许耀南:中国人很聪明,他不知道这个“陀飞轮”是这么高档的东西,又要精细的去做,又做好了它,比如说广州、天津,它为的是纯赚钱,北京设备手表厂卖5万块钱,他想办法卖3万块钱,他没有想到精度越来越好,他是想能简单简单一点,你走10秒(每天误差),我走20秒(每天误差),我便宜一下,这就麻烦了,这叫平民化,粗制化了,所以批评我们粗制滥造。

晓虹:它本来是有贵族血统的,结果现在变成了一个平民化的手表了,人人都戴得起了。

许耀南:对。

晓虹:那这样的话,对于您来说(会怎么办)

许耀南:你的平民化,我还是我的贵族化,我还是希望走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有普通“陀飞轮”,还有双“陀飞轮”。

晓虹:我们都经常会有这么样一种误解,认为有一个“陀飞轮”,用您的话说它已经能够很精确了,一天的时间能够控制在5秒的误差,如果说是双“陀飞轮”的话,它的误差就更小了,如果是四“陀飞轮”的话,是不是没有误差了?

许耀南:不是这个意思,双“陀飞轮”误差还没有一个“陀飞轮”好,但是欣赏很不错,它两个在里头转动起来,很优美。比如说两个燕子同时在那儿飞,那很漂亮的。

晓虹:从观赏性上。

许耀南:双“陀飞轮”只有两家能做,天津(手表厂)跟我们能做,其他地方做不了。

晓虹:我在看书的时候,有一本杂志上面有介绍,说有一个公司制造出了四连体的“陀飞轮”。

许耀南:四个“陀飞轮”的。

晓虹:这个越多越好吗?

许耀南:不是,欣赏性的。真正做得好的还是一个做得好。

晓虹:您看着自己的表,看着自己设计的“陀飞轮”,从最先开始的一个图纸,到现在出了这么多的系列,什么感觉?

许耀南:高兴,我们中国人没有看你们国外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能做。

晓虹:你理想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许耀南:我理想中这个手表厂这套东西很不错的,不赶上瑞士不出厂,要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晓虹:一定要把这个品质做好。

许耀南:把这个东西要做好,是那么回事,人家一看要做到爱不释手,为什么瑞士的表越看越漂亮呢?人家说我们的手表是心里美,你那个花花绿绿的还不如我们农村的小姑娘朴实,我们农村的姑娘不但要朴实,也得打扮打扮。

晓虹:从心到外表全都要美。

许耀南:要搞这样的东西才行,我现在又搞一个东西是双擎,双“陀飞轮”,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外也没有看见过,双“陀飞轮”,这个弄出来以后应该比“陀飞轮”还要准。

外国人搞手表跟中国人做豆腐一样

晓虹:“陀飞轮”在您整个生命当中,您认为它占了多大的比重?

许耀南:我们设计的表全国都能生产,又便宜又好,这是我自己挺高兴的。我回来以后,我这个“陀飞轮”能拿到市场上,能做出几百多个,这辈子我就很高兴了。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没有你外国的专利,没有抄袭你的东西,你那个设计的“陀飞轮”,我看了,你不见得有我好。为什么呢?因为都很熟了,外国人搞手表跟我们中国人做豆腐一样的,那套东西我都能弄,中国人不比人家差。

所以我们国家为什么搞卫星,很简单,我认为,它把事业当成自己的东西来干,有的人他为什么弄不成呢?他是为了挣钱,这就做不好。

在许耀南眼里,他所研制出来的每块机芯,就好像自己的孩子,能生产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被称为“中华陀飞轮之父”的许耀南,手腕上却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腕表,他说,陀飞轮是“小姐”,应该找一个白马王子。

晓虹:如果让您给您设计的手表,给您的设计定一个价,您给它定多少钱?

许耀南:我们第一个做的样品才两三千块钱,现在还有两个,现在造的手表还是比较贵的,但是贵,跟国外也不能比,国外最便宜卖80多万,我们“陀飞轮”金的,才三四万块钱,我们还是比较便宜的。

晓虹: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在哪儿?

许耀南:我们的工艺不如人家好。比如说加工出来的齿形严丝合缝的,人家能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你的设备不行。还有工人素质,也不是尽心尽力在这里干。还有一条,钱拿得不多。工人的工资很低,我一开始在英皇拿4000多块,我回到厂里才拿600块钱。

晓虹:有心理失衡吗?

许耀南:我不失衡。

晓虹:为什么不失衡?

许耀南:我的儿子的事情解决了,我在英皇挣了一套房子资金有了,但是儿子不能老依靠我,你得靠你自己,房子买了,车子我不能给你买的,我就回来了,让他自己去挣去了。我这辈子,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多少钱,这些技术人员,我跟他们一样,并没有比他们高。人家拿多少钱,我也拿多少钱。

晓虹:那现在做事做得快乐吗?

许耀南:挺高兴的。东西(陀飞轮)弄上挺好的,挺高兴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北京人自己的东西。

晓虹:我看到您手上也有一块表,能介绍一下这块表吗?

许耀南:这个表是最大众的表。

晓虹:是“陀飞轮”吗?

许耀南:不是。

晓虹:为什么您自己生产了这么多,设计了这么多,您自己不弄一个?

许耀南:我有一个,厂里奖给我一个,金的,我一次都没有戴。我跟他开玩笑,这个是(把)一个小姐给我的,我是一个粗俗的平民,那个小姐应该找一个白马王子。我把那个表放在那个柜子里了,我有的时候给它上上弦,我不戴,我是粗人,我就喜欢戴这个表。这个表是普通的自动手表,它走得很准,有日历,我认为这样就挺好的了。

晓虹:谢谢许老师!

从“中华灵燕”开始,被视为衡量手表是否具有“贵族血统”标志的陀飞轮,其复杂且被像武功秘笈般保护的技术,逐一被这个江苏修表师的儿子破解。生着一双长寿眉的许耀南,说到手表时却会展露孩子样的笑容;与时间打交道的人,总有在流转的岁月缝隙中留住青春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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