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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原总经理耿昭杰:四十五年风雨前行

生意场 2009-07-14 03:02:51 来源:生意场

  2008年12月20日,由《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百人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幕,已经74岁并且十年没有在任何颁奖典礼上露面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下称“一汽”)原总经理耿昭杰如期出现在现场,这位服务一汽45年,执掌一汽帅印14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元老级领军人物,在没有任何人的搀扶下缓步走向会场,并且获得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

  出生于安徽的耿昭杰,1954年8月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一汽。当过设计员、工程师、调研室主任、铸造厂党委书记、总厂副厂长兼汽车研究所所长的耿昭杰,不仅为自己在一汽领头人的岗位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还把他打造成了地地道道的“汽车人”。用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总裁亚柯卡的形容就是:“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汽油!”

  耿昭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汽的代表,一汽的领导者一代代传递着接力棒,让一汽这个曾经衰老的“共和国第一”重新焕发了青春。“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改革开放。”

  单轨制垂直转产开天下先

  1985年春天,正在原二汽参加两厂友谊振兴活动的耿昭杰接到厂里电话,要他赶快回去。回到家的当晚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总厂厂长。而当时的一汽,卖不出去的卡车排成了一条不再流动的蓝色长河,原有的红旗轿车也被停产。这个身上罩满了光环的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正在经历剧烈的阵痛,换型改造和上轻轿两副重担都压在了耿昭杰肩上。

  据耿昭杰介绍,上任伊始,正值完全由一汽自主设计研发的新型解放CA141载重汽车完成实验改进定型后准备投产的关键时刻。摆在他面前的有多种选择:“一是停产先进行工厂改造,然后投产新车。这种选择对企业的风险小,但换型的周期将被大大地拉长。”耿昭杰说,“二是不进行工厂改造,直接投产新车。这样换型的周期会大大地缩短,但生产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则很难保障。另外一种是工厂改造与新车投产同时进行垂直转产,这种选择换型周期、制造能力与产品质量都能得到保障,但企业因此要冒极大的风险。”

  1986年的2月14日,一汽在1号门露天广场召开了盛大的换型改造动员大会。那天,北风呼啸,全场近两万多人鸦雀无声,连空气都凝结着悲壮。耿昭杰讲到最后,一句一句地挥手呼出了一汽人熟悉的那16个字:“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每呼一句,全场职工就跟着呼一句。从那个时刻开始,一汽创造了世界汽车工业史上少有的单轨制垂直转产,即老产品停产后,马上就投产新产品的奇迹。两年以后,当一个141中型5吨载重汽车、一个6102汽油发动机、一个工艺水平与制造能力全面改造提升的工厂精彩亮相的时候,中国的卡车产品与制造技术水平亦被提升了30年。

  耿昭杰十分看重汽车界的一句箴言:“干卡车是小学水平,干轿车的才是大学水平。”同年9月1日,在换型改造的决战时刻,一汽在二厂区293公顷土地上,举行了以上轻轿为目标的开工典礼。而为了能够上轻轿,中国的汽车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也开始了自建厂伊始学习前苏联后的第二次学习。

  “工业战线的小岗村”

  1956年,一汽刚刚投产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过去不会造汽车,现在会了;过去不会造飞机,现在也会了;什么时候再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去开会就好了。”

  1958年,一汽造出了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并于同年送到了中南海。之后,一汽掀起了“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热潮。

  在耿昭杰看来,主持上轻轿不仅是一汽的第三次创业,而且还是真正实现汽车工业民族品牌的必然要求。但是,因为红旗轿车已被停产,当时一汽再要大批量地上轻轿,需要国家批准。

  据耿老身边人介绍,为了上轻轿,一汽要一家一家的政府部门去游说。有时为了汇报,耿昭杰在领导家里一等就等到半夜。而像这样的游说和汇报,至少有四五十场。

  而之前,在轻型车的“掩护”下,一汽已经开始在作生产轿车的准备,并在轿车获得准生证之前,就将一汽在西方石油危机时从克莱斯勒引进的、当时已经闲置的小型车发动机生产线移到了长春。

  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四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这一次学习,让他们懂得了产品开发、市场导向、全面质量管理、看板生产、在制品向零挑战等新观念。

  学习回来后,领导班子给全厂做报告,连原二汽等外单位也派人来听。“当时为了不被人说成是宣扬资本主义好,做报告的人还特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写了进去。”耿昭杰笑着说,这次学习,让他明白过去的许多思路都陈旧了。他说:“没有那样一次‘明治维新’,就不会有一汽后来的科学管理和思想解放,也不会有决定一汽生死的换型改造。”

  耿昭杰告诉记者,一汽一开始就明确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在合资的同时,坚持自主开发,实行双轨制。“可以说,一汽就是当时工业战线的小岗村。”

  “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

  还没有哪一家国内汽车企业像一汽这样,在合资的一汽-大众公司厂区旁边,就放着自主的一汽轿车公司,仅仅隔着一道栏杆儿式的围墙。

  曾担任过一汽-大众公司副董事长的一位德方高层人士曾对当时的一汽-大众董事长耿昭杰以调侃的口吻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国大众在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让红旗轿车又活了。”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个品牌,一个解放,一个红旗。”耿昭杰告诉记者。“企业靠什么存在?靠品牌,如果没有解放、红旗,一汽在世界上就没有位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为0.5辆,在全世界14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1984年,国家解除了县团级以下单位不得配用轿车的规定,一股急剧膨胀的对轿车的需求浪潮就此形成,几十万辆外国轿车在几年间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拥进国门,填补了中国轿车工业弱小而形成的巨大真空。到了1985年,轿车进口大潮达到顶峰。“用一位日本人的话讲,到了北京就和到了东京一样,因为满大街都是皇冠。”

  耿昭杰还记得当时群众写的一封信,大致的内容是,因为花了大量的外汇,每辆进口轿车的车轮下都碾压了一所学校。那种痛心疾首,是和这个“汽车人”每每来京开会时,面对人民大会堂前滚滚的进口轿车洪流时的痛心相通的。

  今天的耿昭杰依然做着自己的民族品牌梦想,他告诉记者:“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一汽换型改造,这个梦想基本实现了。另一个是轿车梦,这个梦只实现了一半。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知名品牌,与大众合资,引进马自达的技术,都干得很成功,但这只成功了一部分,在民族品牌方面如果也干好的话,那我的轿车梦就算圆了。所以我一辈子都在为‘解放’、‘红旗’奋斗。”耿昭杰说。

  做“不老的企业”

  在耿昭杰的任上,一汽实现了第三次创业,而耿昭杰带给一汽“所有员工”的切身改变是:14年工资连涨,将近6万名39.5元的“二级工”变成了月薪千元的“准小康”;二生活区(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三生活区(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近4万套“经济适用住宅”,让几乎所有员工都有了“家”的温馨。

  最让耿昭杰欣慰的是,那时他与工人们融为了一体。“我一遇到困难就要到工人中间走一走,立刻就有劲头了。”

  1998年秋的一天,耿昭杰在轿车股份公司与基层同志研究了一下午小红旗的定位和服务等各种事宜,又赶回办公室处理文件。谁料到,当天晚上,他突发脑出血,当时,他63岁。

  刚病倒的时候,他还想着很快会好,拼命配合医生。“多少事情没来得及做呀”。渐渐地,他明白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

  那以后,123栋(原厂部办公楼)彻夜的灯光,风雨中持拐行进的背影,节假日回响在加班工人耳边的问候……成为了耿昭杰展现给一汽人的最清晰的影像。

  跟过去比,耿昭杰老了、瘦了,但依然不变的是炯炯有神的目光。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时常进入一种思索的状态。“人的生老病死是无法抗拒的,那么企业呢?”

  他总结道,一汽一次次在困难面前能够自己重新走上正轨,就证明了一件事:一汽是一个犯了错误可以自我纠正的企业。这正是一汽的个性和魅力所在。

  “一汽有自己对待困难的哲学。一汽人常常把困难看做机遇,越是市场冷的时候,企业内部的工作越会热起来。”耿昭杰认为,一次次的经历显示,正是困难激发出了一汽广大员工的智慧和力量,使企业孕育着新的创造和跨越。“也正是改革开放,使一汽以老换新,重新焕发了生机。”

  如今的耿昭杰依然关注着一汽,关注着一汽的红旗,不论谁有什么样的意见,他都会记下来,因为那是他未竟的事业,系着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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