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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一生波澜壮阔,白手起家创造出报业托拉斯

生意场 2009-06-18 19:02:40 来源:名人传记

(生意场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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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大寿时,成舍我赋诗一首:

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讯报先亲。

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

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

隔洋此日劳垂念,顽建差堪告故人。

舍我其谁

 

辛亥革命开始时,成舍我才十几岁,其父成心白因同情革命党的言论,监狱又发生集体反狱事件,成心白被陷入狱。经《神州日报》记者方石荪著文主持正义,赢得舆论支持,才获平反出狱。这一遭遇,使成舍我认识到新闻舆论的巨大威力,从此立下了当一名新闻记者的志向。民国元年,他被聘为安庆《民言报》的记者,时年仅十五岁,一生志事,发韧于此。

就在袁世凯的复辟阴谋昭然若揭时,全国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创刊办报,进行反袁宣传。加入国民党的成舍我也在上海参与了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筹创专事反袁反帝的《民国日报》的工作。他还利用《民国日报》副刊和记者身份,结识当时进步文人如陈独秀、刘半农、李剑农等人,得益于与他们交往切磋,随之眼界大开,学业精进。他还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王芸生等人发起组织“上海记者俱乐部”,聚集了吴稚晖、曾松翘、陈白虚、王新命、叶楚伧、邵力子等一批新闻人士。

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成舍我因为陈独秀、李剑农的建议,揣着稿酬一百元大洋毅然北上,拟入北京大学深造。可当时无中学文凭不能报考,他于是草书万言,致函校长蔡元培,自述好学之殷,请予以通融。蔡见信后,觉得其文笔练达,蓄志可嘉,准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旁听生。次年8月,成居然考试名列前茅,遂被转为北大正式生。

为了解决在北京的生活问题,李大钊又介绍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改稿,还经常写点社论短评,署名“舍我”。他提笔即成一篇文笔犀利的时评和社论,给一份原本毫无生气的报纸注入了一股清新的血液,引起了报界同人的注目。学业期满之时,成舍我也声名远扬。

五四运动爆发,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了题为《安福与强盗》一文,鞭挞北洋军阀政府,致使该报被停刊三天,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刑一年,但报纸销量骤增,成舍我不仅未被社长责怪和解聘,反而代行总编辑职务。这些亲历亲见使他更看到了新闻舆论于民众启智鼓励的威力。

他还利用为《益世报》采写新闻的方便,结识了当时不少官僚政客和在京的文化名人,如直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教育总长彭寿彝、财政总长王正廷、金融界巨头吴鼎昌、国民党华北党务负责人李石曾等人。通过这些关系,他相继谋得了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华威银行监理官等只领薪不坐班的挂名美差。

报业托拉斯

 

1924年初,成舍我在北京用一月薪俸二百元大洋独立创办了《世界晚报》,实现了他那时最大的愿望。他认为办报“第一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第二是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接着成舍我又办《世界日报》,办刊宗旨一如“晚报”。其中副刊连载张恨水《金粉世家》长达7年之久,成了《世界日报》的支柱。

《世界日报》压倒了北京市场上其他的报纸,论销量,天津《大公报》也难以与其抗衡。直到《世界画报》创刊,“三个世界”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此时的成舍我还不到三十岁,他在北大时的老师如陈独秀、李剑农、刘半农、钱玄同都成了他的撰稿人或伙计。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报业奇迹。

成舍我曾与李石曾赴欧美考察各国新闻和教育事业,决心学习西方报业模式,办真正的民间大众化报纸。回国后,他写出8万字的总结文章,其中感慨道,欧美的民营报纸其言论“完全是受民意的支配,可以自由批评政界,因此,广受民众欢迎,盈利巨万”。

他说:“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官邸),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

在《立报》发刊词中,成舍我这样写道:“……欲复兴民族,必使每一个国民,能了解本身对国家的责任,为欲达此目的,则定价低廉,阅读便利,日销百万之大众化报纸,实有乘时崛起之必要。”

当时《立报》最高发行量达20万份,创全国报纸销售量的最高纪录。成舍我在创办过程中以“报人办报”的宗旨,“决不招半份官股,决不请一文津贴。”标明“凭良心说话,拿真凭实据报告新闻”,以期“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报纸摒弃了以刊发大量广告来挣钱的办法,日销10万份之前,不登任何广告。收到广告后,不登欺骗读者的内容,版面不超过六栏,不妨害报纸的内容。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他也曾说过﹐最不齿这样的记者:“写评论则揣摩风气,随声附和,采新闻则追逐权要,争取私利。”

上世纪30年代,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立报》有关“一二·九”运动、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等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局常扣发《立报》稿件,该报就以“开天窗”和空白的方法巧妙抵制,使读者通过对比猜透实质。

报海沉浮

 

《世界晚报》一出世即以其立论公正,消息灵通,不领政府津贴,不畏强暴而深受读者欢迎。成舍我自任社长,请龚德柏任采访记者,张恨水兼任副刊编辑,报馆就设在自己家里,报纸请私人印刷局代印。

当时直系与奉系开战。吴佩孚因为迷信,专门调一个叫“张福来”的人任前敌总指挥,寓意能打胜仗。结果《世界晚报》在报道此条消息时不小心把“张福来”的名字写成了“张祸来”,出刊后才发现。成舍我和编辑赶紧跑到六国饭店避难。果然,晚七时许,宪警包围了报馆,没抓到人,就把报馆查封了。

巧的是,后来冯玉祥临阵倒戈,吴逃往洛阳,冯坐镇北京。冯玉祥很快同意了该报复刊。《世界晚报》被同人和读者大赞有胆识,敢把“福”改成“祸”,销路大增,从两三千份一跃增到万份以上。

1926年,奉系及直鲁联军占据北京,直系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对报人实行残酷镇压,先后以“赤化通敌”为名枪杀《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一时间北京黑云压顶,媒体噤若寒蝉。

就在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成舍我被宪兵带走。成舍我夫人杨璠明白他此去凶多吉少,连夜前往孙宝琦(曾当过国务总理,是张宗昌旧交)府,跪泣求孙搭救。孙宝琦因感于成舍我曾在《世界晚报》上为孙主持公道而去向张宗昌说情。张碍于情面,同意释放,由副官押送成舍我到孙宝琦住所,附字条一张,写着“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亦回复字条一张:“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成幸免于难。

《民生报》创刊后,成舍我经常往返于北平、南京之间,主持两大报纸。《民生报》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成舍我的亲戚)贪污舞弊案被汪精卫查封。成舍我被汪精卫拘禁四十天。汪派人对他说,只要写一封道歉信,汪即收回成命。成舍我断然拒绝,留下名言:“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因为“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

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它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8年后,成舍我在南京经过梅花山汪精卫墓,看见许多人在汪墓前排队撒尿。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三个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财产被没收。上海沦陷后,《立报》也停刊。

成舍我“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他在文章《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中全面回顾了民间报人与威权政治悲壮搏斗的历史,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重申自由主义信念,宣誓决不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

老骥伏枥

 

1952年,成舍我举家迁台。台湾人经历“二·二八”大屠杀,蒋政权的威权统治也笼罩上更深一层的“白色恐怖”。

台湾实施戒严即实施军事统治,戒严之下,人民的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讲学自由……乃至出国旅游之自由﹐都受到极大限制。要组党有“党禁”,要创报有“报禁”。成舍我来到台湾之后﹐原拟复刊《世界日报》,却因报禁而不能遂其志。许多人因为政治见解不同,或者只因为说了一句当局不中听的话,或写一篇批评时政的文章,便被罗织入罪,惹来杀身之祸。

1955年,成舍我以“立法委员”身份,在立法院会议上,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作长篇发言,向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质询,针对著名报人龚德柏被捕失踪五年、立法委员马乘风被捕三年的情况,提出何以“不审?不判?不杀?不放?”,质问“新办报纸杂志何以不许登记?”

而他的质询提出之后,据说蒋介石相当不悦,曾对人说,“现在立法院内有一个人不爱国”,“此人”即成舍我。

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曾找成舍我谈话,说“你不是一直想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吗?你最好直接给蒋公写封信”。成回答说:“我不能写,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我办报的手脚。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并发誓“报禁一日不解除,成舍我一日不办报”!

直到l988年1月,台湾当局正式解除长达三十七年的“报禁”。成舍我以九十高龄创刊《台湾立报》,成为世界上最高龄的报纸创办人,了却在台湾办报的夙愿。

世新理想

 

成舍我1932年在北平就曾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自任校长,提出了:“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校训,后因北平沦陷,学校停办。战时辗转桂林,又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长子成思危在怀念父亲的文章里写道:“记得他在桂林办学初期,学校就设在郊区瑶山脚下的几间茅屋里,桌椅板凳都是他设法借来的,他还几乎每天都要步行到市内去筹建新校舍。而当我们全家搬到新校舍刚一天后,就因日军进攻桂林而逃往重庆。”

成舍我到台湾后,不能办报开始办学。他发起筹备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发起人有于右任、王云五、萧同兹、林柏寿、黄少谷等十九人。经过多方筹措,甚至将自己的住宅拿去向银行抵押贷款,他择定台北木栅沟子口为校址。在开学仪式上,校长成舍我向首届学生表示:“尽管这是一个大家看不起的小学校,但我以年将六十岁的老人身份保证,我一定将我未来的生命,全部贡献给这个学校。”

世新是一所私立学校,按规定收取学杂费,不接受官方和个人捐资,不向银行贷款,完全靠学生的学费办学。学校创办之初,经费短缺,成舍我把个人的兼课费、稿费都用来充抵开支。

成舍我一生克勤克俭,严于律已。办学时的悭吝和苛刻也人尽所知。学校的教室,白天不准开灯,学生上课的时候,成舍我经常巡视校园,有灯没关的教室,一一关好,有水龙头滴水,一一关紧。员工使用圆珠笔要以旧换新。教授休息室中的脸盆、毛巾、肥皂,更换时必须逐一交付清楚。某年校庆,总务主任开具招待贵宾选购单,列有双喜牌高级香烟一包,成舍我看后划掉,说所购招待香烟尚有剩余。总务主任马上回答说:上次购烟一包,贵宾及随从吸了4支,剩下的已发霉,不好再待客。成听后厉声说道:香烟发霉你不知保管,还办什么总务?

他自己的办公室也朴素简单,连冷气机都没有,每天三楼爬上爬下,也没有电梯。有一天,教授王晓波看到办公楼开始装电梯了,感到无限伤感,他说“成舍我确实老了,如果不是实在爬不动楼,肯定不会装的”。

王晓波是世新在上世纪70年代,大胆容纳的一批被台湾当局列入“政治观察名单”的学者,那时,“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学者也都在世新教过书,世新是台湾的政治思想犯大本营。”

正因为靠勤俭办学,世新到1968年基金和不动产合计有二十余亿台币,成舍我一举将它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按台湾《民法》规定,钱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归属该财团法人,不得转移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

成舍我逝世的时候,学校总资产已达三十亿台币,台湾没有任何一所大专院校可以望其项背。直到今天,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已升格为世新大学。为台湾培养了5万多学生。由三女成嘉玲担任校董事长。

本文参考史料由台湾舍我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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