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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锦荣:我就和“杜丘”一样

生意场 2009-06-17 15:11:28 来源:生意场

  (生意场讯)   何锦荣说,自己就和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杜丘一样,想尽办法逃避治疗。他先把药吃下去,张开嘴给医生检查。等医生走了,就到厕所抠嗓子眼吐掉。他甚至收买了一个送药的护士,在检查服药时对他网开一面。

  2009年5月31日,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状告广州市脑科医院侵犯人身权一案,在荔湾区法院第四次开庭。双方就医院收治何锦荣是否合法、医院是否篡改门诊病历等展开激烈争论。

  “追捕”再现

  2005年12月21日凌晨,在何锦荣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认为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的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是他的妻子——陈燕芳。

  敲门声是在那日凌晨响起的,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急促。何锦荣走过去刚一开门,3个彪形大汉就闯了进来。

  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什么,一记铁拳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鲜血顺着鼻孔直往下流。

  “他们说我‘走白粉’,”3年后,何锦荣回忆。他爬起来,想要反抗,但一把铁索锁住了他的脖子,接着右手和左脚被铐在了一起。他就这样被抬下楼,塞进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他们的动作非常专业,”何锦荣说,“我当时想,完了,我被黑社会绑架了。”

  就在这时,借助引擎启动时的光亮,他看见了坐在车后面的人——那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一定是妻子陈燕芳在找人报复他。

  在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诊疗室里,五六个医护人员围上来扒光了何锦荣的衣服,给他换上病人的服装。他说自己没病,但医生不为所动。他徒劳地挣扎、求饶,像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乞求宽恕。当他被“大字形”地绑在床上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将要经历什么。很快,何锦荣被初诊为疑似偏执型精神病,留院观察治疗。

  那晚,何锦荣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他被关在医院11楼的重症监护室,同屋的5个人都是严重的病人,经常乱喊乱叫。束缚带依然绑着他的手腕和脚腕。他盯着天花板,一夜未睡,生怕哪个病人会突然扑过来。第二天一早,广播声响了起来。何锦荣看到护士给他拿来了抑制神经的药物——情景如同日本电影《追捕》。

  何锦荣拒绝服药,他坚持认为自己没病,激烈地反抗着。一个医生走过来说:“要么你自觉一点,要么我们就强行注射了!”

  何锦荣继续反抗,两个护士就过来按住他的头,把一根输药管顺着鼻腔直插进去。这招终于让何锦荣不堪忍受,他决定“配合”。

  几天后,他妻子提着水果和清远鸡来到医院。“她带着两个律师来看我。谈了几句,就拿出一份财产委托书,让我签字。委托书上写着,在我住院期间,公司的财产由她代为处理。”何锦荣说,“我当时气得抓起委托书,朝她脸上摔了过去。”

  医生护士纷纷行动,把“病情发作”的何锦荣按住。“我听医院的人讲,只要给14万,就可以在这里包吃包住一辈子,”何锦荣说,“我当时怕极了,担心自己要在这里度过余生了。”

  因财生变

  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其中广东4.6万人,占全国15%。

  何锦荣,就是这4.6万人中的一个。

  共同创业的日子,是何锦荣夫妇最幸福的时光。虽然不时在小事上会有争吵,但他们一起做生意,一起赚钱,在旁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一对。1985年,他们在中国大酒店举行了奢华的婚礼。同年冬天,他们有了儿子。

  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何锦荣发现,身边的女孩也越来越多。他并不吝于逢场作戏或者一掷千金。在他看来,这无涉道德,不过是财富使人自然而然地转变。

  “生意场上的人,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何锦荣说。

  他和朋友出入欢场,也去澳门豪赌。一次从赌场出来,一个朋友告诉何锦荣,他即将被妻子扫地出门,因为他们离了婚,而房子写在妻子的名下。这让何锦荣心头一震,他恍然感到“危险”原来无处不在。

  “我必须牢牢掌握经济大权,”何锦荣说,“这样凡事才有主动性。”

  如今,何锦荣承认,他对妻子的管束不无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何锦荣说,“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蹦出的都是‘出卖’、‘背叛’这样的词。”

  此后,何锦荣开始限制他妻子和异性的交往,不时检查她的手袋和衣服。

  “不为别的,”何锦荣说,“我担心她会被别的男人利用,谋我的财产。”

  何锦荣的事业依旧蒸蒸日上,可夫妻关系却渐渐变得紧张。1990年,他妻子向法院提出离婚。根据当年的诉讼状,她认为何锦荣多疑、暴躁、易怒,动辄对她拳打脚踢,并对她进行经济封锁。为了息事宁人,何锦荣把一家冷冻行分给了妻子打理。

  一度,何锦荣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儿子念的都是最好的贵族学校。初中毕业,何锦荣把他送到英国,进入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

  “一年预科,三年高中,四年下来费用超过两百万,”何锦荣说。但就在2005年,他收到学校来信,告诉他儿子已经旷课半年。

  在被送进精神病院9天前,儿子回国了。何锦荣开车去机场接他。一路上,儿子不时抱怨父亲把房子挂在他哥哥名下,对侄子比对他更好。他要求何锦荣给他买车,但遭到了拒绝。

  当儿子最终问出那句“财产怎样分配”时,何锦荣强压住怒火说:“是你的终归会是你的。”

  据他妻子管理的冷冻行的员工马文回忆,在何锦荣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前一天,夫妻二人因为财产和儿子留学的事情曾发生争执。第二天晚上,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饭桌上的气氛滞重而沉闷。没等饭吃完,儿子就撂下筷子走了。何锦荣和妻子铁青着脸,开车回和平西路的家。

  当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时,何锦荣突然从后面卡住了她的脖子,抓住她的头发,往铁门上撞去。“他疯了,他想杀了我!”她说。

  半小时后,神色慌张的她出现在华林街派出所,儿子也赶了过来。他们向警察陈述了何锦荣的暴力行为。“如果你觉得他疯了,可以带他去精神病院,”警察说,“你们的事,我们管不了。”

  当晚,她和他们的儿子来到脑科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她告诉医生,何锦荣已经有20多年的精神病史,比一只发怒的狮子还危险。“到后来,我已经不敢再说妻子陷害我,”何锦荣说,“如果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生就会怀疑我有病。”就在何锦荣感到麻木的那天,医院通知他可以出院转为门诊治疗了。出院那天,妻子和儿子没来接他。

  起诉医院

  故事还没有结束。等何锦荣回到家,他发现门锁已经换了。第二天,何锦荣找人把家门撬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副洗劫一空的景象:家具、首饰、西装、提包甚至几十双皮鞋都不见了。这时,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他妻子已经起诉离婚,并要求分割家产。

  何锦荣感到怒火中烧,他决定对她进行报复。他申请了财产诉讼保全,这样,公司的股权和房产在诉讼期间就不会被转移。接着他注销了冷冻行的营业执照,然后以虐待罪把妻子告上了法庭。

  然而,审判结果却令何锦荣大失所望。何锦荣说:“法院认定她送我去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就医行为。”为此,他甚至跑到重庆精神病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再次燃起了何锦荣心中复仇的火焰。很快,他以侵害名誉权为由,把广州市脑科医院送上法庭,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万元。

  如今,3年多过去了,何锦荣诉脑科医院一案仍然处于审理状态,这令何锦荣始料未及。

  只是对儿子,何锦荣还感到心痛。出事之后的两年里,他给儿子打了无数次电话,写了几十封电子邮件,皆如石沉大海。

  不过何锦荣始终相信一条听起来有些残酷的逻辑:儿子最终会来找他,“当他需要钱的时候”。

  终于,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儿子来到了何锦荣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朴素了很多,仿佛从豪华的外壳中分娩了出来,完全没有了以前富家子弟的神气。他说,他现在跟着母亲做一些冷冻行的生意,每月只有不到1万块钱的收入。何锦荣说,他最终答应把二沙岛的房产过户给儿子。

  那晚,儿子急着要回去,他们没有一起吃饭。看着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何锦荣突然问道:“你那时为什么和你母亲一起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儿子沉默了片刻,苦笑了一声:“当时你不给我经济上的承诺,我不能再背叛我妈了。”

  时过境迁,何锦荣说自己已经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商人。他停下了其他生意,只保留一家储运公司,维持日常开销。他想找个信赖的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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