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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魔咒

生意场 2009-06-01 09:14:09 来源:生意社

  关于钱的问题,中国企业家可以有两条箴言教育自己的子女:

  一,“不得谈钱,连想都不许想”。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代表作《纯真年代》)出身贵族,这是她妈告诉她的头条戒律——这些人确实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

  二,卡内基说:“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

  当然,你也可以学老摩根,他去世后留下了34页的遗嘱,全国报纸都引用其两千字的摘要,一个讨厌的编辑却把它总结为两句话:“摩根将灵魂交给上帝,金钱则交给儿子。”

  中国第一企业家是怎样抚养子女的(这不光是家事)?给下一代留下了什么样的财富和精神特质?衔金汤匙出生的二代有什么样的成长路径和性格特征?他们会顺利接班呢,还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一代人有摆脱不了的魔咒吗?

  很多人都意识到,全球都在经历规模最大的一次两代人之间的财富交接,“未来5到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一个靠继承财富而上位的“富二代”阶层,将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变迁之使命。

  他们郁闷、困窘,他们是“囧”一代。

  每代人都是过渡者,但富二代会像小约翰·洛克菲勒那样有畏惧感吗,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王朝的巨大期望的铁笼子里,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父亲所继承给他的理想?还是更羡慕赫布·科勒,作为科勒家族的第三代管理者,他有个“遗憾”:“很多人说富不过三代,我应该是把家族企业搞垮的那个,但现在我还没做到这一点。”

  “凡人的生活,就像树叶的聚落。”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写道,“凉风吹散垂挂枝头的旧叶,但一日春风拂起,枝干便会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茅理翔说:“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记者孙雅男、王春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二代的诞生

  “富二代”接掌财富与权力的时刻并没有真正到来,但他们承上启下,

  不但承担着家族财富传承任务,还有可能带来中国“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

  伦敦。梁冶中18岁到英国华威大学留学,过上了被父亲梁稳根安排好的接班人人生。他没结交到什么“名媛”朋友,“东软老总刘积仁的儿子是我的同学。”

  巴黎。20岁的汪小菲一边学法语一边画画,但觉得自己艺术天分有限,应该“学个正正经经的专业”。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按照家族的需要修正自己的人生轨迹?一年后,他从艺术设计改学酒店管理——说到底,谁让他是俏江南张兰的儿子呢?

  美国。很多大学校园里闪动着来自中国的影子。他们的名字,不,他们父辈的名字更加耳熟能详:碧桂园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左宗申的女儿左颖在迈阿密大学;娃哈哈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先读了加州圣马力诺高中,又上了佩珀代因大学;新希望刘永好的女儿刘畅16岁就去了美国读MBA……

  在国外的精英教育、财富氛围中,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相似之处:与生俱来的优越,以及终将不可避免的压力。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学成归国,名片上印着高管的头衔和父辈企业的标志——犹如一枚家徽。

  这是一份还在不断增加、不断更新、并且有可能不断删除的名单。它像是一张通往未来商业世界的门票,正被心照不宣地流传着。终究有一天,它会像美国的新富名单一样,被描述成一个阶层的“社交名流录”或“种马登记簿”(不要觉得粗俗,请记住沃伦·巴菲特的话:欢迎成为“幸运精子俱乐部”的会员)。

  至少,这份名单说明一个事实:中国的“富二代”正准备粉墨登场,正在或即将从父母怀抱里走向社会竞争,以不确定的方式出现在商业舞台上。他们是宿命的“过渡的一代”,还是大有希望的“超越的一代”?他们不光不能掉棒,还得把“圣火”传递下去,父(母)子(女)两代人及整个社会都需要付出努力。

  用一个老辈企业家的话说——他在一个“接班人学校”对富二代们谆谆教诲,企业从第一代传承到第二代的成功率是30%,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成功率则只有15%。

  他还说:“你们的父亲母亲能在这三十年留下来,发展壮大,和他们同时创业又倒下的有多少?在座各位承担着伟大的使命,不仅是对你们父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工业。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台下肃静。肃然起敬。

  被催熟的一代

  一个典型的富二代是这样诞生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以妥协告终的,他们的生活却以妥协开始:

  襁褓中,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成长教育基金和将来职业规划;

  四五岁,上贵族学校,学钢琴等家教,被大人抱着参加重要场合,学着跟大人物握手,当老师问你们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脱口而出“企业家”;

  七八岁,列席老爸的董事会(最著名的是李嘉诚),坐在专设小椅子上如听天书;

  十来岁,出国留学,早恋被扼杀,读什么专业早已指定,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成长,每月收到爸妈寄来的账单和家书,一度放纵、反叛;

  二十多岁,少主镀金归来,在父辈的企业体验多个岗位,两代人之间有摩擦,也重新认识对方;有的被委以重任——当总裁或执行董事,或“影子持股”,有的独立创业、搞投资、玩艺术去了;婚姻问题突出,“选妃”、“招婿”,并开始进入下一轮循环……

  “如果从一个个体入手,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创造了一个类型;如果从一个类型入手,你会发现——你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是的,中国的富二代很难以一个“类型”来概括,他们状态不一,是选择多元和变化多端的一代人。比起那几位有公众知名度、看似位高权重的女二代(杨惠妍、宗馥莉、刘畅等),生于70年代的一批男二代已经完成民营企业的接班了(比如万向的鲁伟鼎、方太的茅忠群、红豆的周海江),但更多80后二代还充满不确定性。

  连他们自己也想找出共性——他们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梁冶中16岁就旁听三一集团的董事会会议,“20多岁做着30多岁的事情,被很快地催熟,心甘情愿地拧巴成不像韩寒的样子。”但“谁的价值观又不是被父母塑造的呢?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种“被催熟感”简直洋溢在每个富二代的身上。2008年9月20日,上海,“接力中国青年精英会所”成立现场,陈豪、顼世栋等十几个崭露头角的创业少年在此间聚会。他们正襟喝啤酒,打台球,录VCR,放鞭炮,聊经济大势、宏观调控、生意机会、家里有几个兄弟……采访过很多一代企业家的记者不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群二代在扮大人状,说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话,是“男孩”、“小大亨”。

  目前尚没有相对完整的富二代样本调查,尽管有那么多私人银行、咨询专家、社会调查想赚这两代人的钱。“说印象容易,江浙一带有2/3以上的民营企业需要接班,”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数字很难获得,没有面上的调研,这也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困难。”

  袁岳见过一些富二代,在《头脑风暴》还主持过一期“80后管理”的节目,但他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也没做过相关的量化调查。袁岳说,“富二代有‘三好’:生活条件好、教育条件好、创业条件好,普遍不愿意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

  但“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袁岳认为这有五种表现:一,明显不成器,缺乏危机感与对于压力的心理反应机制;二,缺乏对父辈事业所在社会环境的认知;三,具有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消费能力,极端缺乏对自我、社会关系与团队的管理期待与能力;四,缺乏自我节制与妥协能力,个性计较张扬;五,物质至上思想突出,极度缺少公德修养与道义感召力。

  不过,今天就得出富二代的悲剧性断论还为时太早。接触越多,袁岳就觉得越有必要提出“富能不能过二代”的问题,“中国的家庭形成财富不容易,中国能有系统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不容易,中国能有稳定与高品质的财富传承机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引起依然重于事业而疏于教养之道的‘富一代’的重视,引起富二代的警惕或者争议。”

  最终说来,富二代的问题是中国普遍的子女教育问题的现实版。被催熟的这一代,最需要避免两种症状:国外成长期的“白痴照片”,和接班过渡期的“人格面具”。

  早些年,如果你在英国遇见梁冶中,在宿舍墙上会看到一张照片——他和朋友在海滩玩,吃冰淇淋,“笑得跟白痴儿童似的。那时候不想事。”袁岳提醒说,二代不要太小就留学,精英教育也不要与世隔绝,应该多参与社会。他认识一个孩子从小送到新西兰,8年回来后都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新西兰人了,“连自我认同和人格都会出问题。”

  每代人都有“成长的烦恼”,但当你听到年轻的二代感慨“年轻真好”,你更要感慨了。梁冶中被教育说,做商业需要城府,“我有时候对下属也有点凶,这算开始有人格面具,会自我保护了吧?”从此,他们作别“天真无私的童年岁月”。

  穷爸爸,富儿子

  关于钱的事,投资家琼斯这辈子只被叮嘱过一次:十岁时他爸带他到欧洲,庄严地站在卡尔·马克思的墓碑旁,“孩子,这个人预言全世界的多数人最后都将成为工资的奴隶。不过,你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更不要说贵族传统了),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慧泉国际教育集团总裁苏建诚对《中国企业家》指出了富二代现象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富二代是少数的幸运儿,但是社会普遍觉得他们不知足。他们没穷过,也就不知道有钱了的幸福。大家常常觉得,为什么你那么有钱还不快乐?父亲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惜福,我当年挣钱多么辛苦……两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就在这里。”

  苏建诚说,“儿子一出生就有金卡,随时可以消费,你叫他去应征一份3000块的工作,他怎么会有奋斗心?”

  两代人不同的观念,造成了很多代际传承误区。在解决了自身方太的接班人问题以后,茅理翔遇到了很多困惑的第一代,和流泪的第二代。2007年,他在慈溪创办了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他一直记得在第一期学员班会上发生的一幕。

  一个男孩子站了起来。他伸出手,向茅理翔和20多位同龄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和故事。他来自嘉兴,父亲经营一家小家电工厂。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开始对父亲的事业产生不认同感。他想自己开一家贸易公司,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但父亲一心指望儿子接班,不同意他的打算。有一天,父子俩又吵了起来,儿子一气之下摔了杯子,留了道疤。

  这道疤痕是两代人矛盾的缩影。

  今年10月25日,在第六期学员班上,茅理翔讲了很多接班成败案例,“90%的中国企业家都是希望子女接班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准备。我们这代人辛苦了大半生,企业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不忍心离开,怕儿子搞不好。另外也是不服老,总觉得儿子40多岁还是小孩。子女们也有压力——搞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好就成了败家子。”

  很多时候,接班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茅理翔对《中国企业家》说,“两代人都有心灵上的痛苦。”他的解决方案是:“第一代既要成为一个好企业家,也要成为一个好父亲——人到中年重新学习做父亲,培养儿子成为新的企业家”,同时要“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

  值得欣慰的是,“代沟是进步的表现。这些代沟充满了亲情和分歧,从痛苦中发生新的转型。”茅理翔说,“最终父亲要放手;当然前提是儿子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成才。”

  第一代企业家往往有大家长作风,事无巨细,很有人情味,所以当宗馥莉在娃哈哈强调科学、流程管理时,宗庆后颇有些抱怨。但他又很骄傲,“所有关于手表啊、消费啊,你们可以去问我女儿,她比我懂多了。”

  对于刘畅来说,南方希望(新希望旗下非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头衔可能有些沉重,刘永好定下规矩,10年内她不在媒体曝光。他私下告诉《中国企业家》,“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的生活背景不一样,学习情况也不一样,视野也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要求下一代跟我们当初一样那么艰苦,那么拼……但是他们接受现代的意识,国际的思维,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汪小菲可能是个特例——他的祖上曾经富过(姥爷家是大栅栏的地主,奶奶家是开金矿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从腰缠万贯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但保留了一些生活讲究、礼仪、待客之道。我最大的财富是母亲给我的教育,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教育,没有让我误入歧途,对人生观、价值观有一种理解和正视。”

  所以他说,“与其做自大的暴发户,宁愿做没落的贵族。”

  “中国人讲三代为官才懂吃穿,时间、环境才能养成富人思维,到了三四代才好。”苏建诚本身是台湾“富三代”,“我父亲就是一个富二代,所以明白我的想法,不框我。为什么常说富不过三代?其中二代要负责,但是二代不起来,一代又要负很大责任。”

  富N代的未来

  经过30年的创富动荡,中国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财富传承,以及“从富到贵”的商业文明变迁的可能。五六十岁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逐渐变老,接近退休,二三十岁的“Y一代”(Generation Y)开始登场,崭露头角。

  说到底,富二代们有自己的阴影、魔咒、悲哀和存活率,但就一个家族企业的发展史来说,他们也是绝对关键的一代。

  在陈凌教授看来,富二代是“新的一代”,“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中国断裂的商业史上没有先例。他们也承担着中国商业时代在柳传志、王石这代人退出之后的转型任务,无论是产业转型、管理模式的转型还是经营理念的转型。”

  茅理翔也认为,“第二代还能够感受到第一代的奋斗,并且能够继承这种使命感,这些东西到了第三代又会淡化。二代承上启下,国外也是如此。”

  当然,无须夸张接下来5到10年的密集换代,这不光是中国的现象,美国、欧洲、东南亚都在上演。时间洗涤一代,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会发挥作用。袁岳说,“大部分人都会找到自然的解决方案,不用过多担心。最大的可能是,将来富二代、富N代都是资产所有人、纯投资者,而不是经营者。”少年陈豪就说,“最坏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里都有大量资金,是风投拉拢的对象。”

  但与代代相传、长子继承式的日本企业不同(如果接班不了就交由职业经理人),中国的换代并不一定子承父业,换代高峰也还没有到来——并不是说年龄不到,而是二代更多去做新的行业了,对父辈的继承更多在财富方面。

  陈凌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民营企业有点像南方的榕树,主干挺拔,枝蔓挂下来落地生根,如果环境好,养料丰富,有可能某个分枝最后变成主干了。“好处是父辈培养了所有儿子的创业精神,每人都有一份家产,都有可能独立门户,成为下一波的掌门人。”

  苏建诚则提出一个新概念:“M世代”。“将来他们都是M型(中产阶级)社会的人,是大起大落的一代,不是极度丧失就是极度富裕,要他们平稳过一生是很难的。”

  总之,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第二代人玩着创业,这对他们是一场游戏。袁岳说,“不能寄望太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分化。总的来说,80后崛起的总量会比90后少。这一代人的特征就是和前后两代人的关联性不强,独,自我封闭。”

  美国就有隔代传承的现象,比如福特二世(老福特的孙子)。陈凌称之为“查尔斯王子的悲剧”。“老一代不肯退休,孩子已经中年,其实没什么机会了,孙子倒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但三代人都必须回答同一个严峻的问题:“我是谁,我对‘革命事业’意味着什么?”

  “下一代”是个永恒的话题。但出身豪门,年纪轻轻就有大笔财富,无疑充满风险。财富继承者塞耶·奇塔姆·威利斯就自剖心路历程,写了一本书《驶过财富的晦暗地带:给继承人的人生指导》。

  10月份,我们离开慈溪的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时世。茅理翔说:“中国企业正在面临两大难题:如何应对宏观调控,还有如何接班。”

  宏观调控每三四年来一次,而接班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石康认为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美国上世纪的20年代和70年代。他甚至说,这些富二代里迟早会出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人物。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群人就会成为商业史、文化史记录和反思一个时代的最佳素材。但且不说盖茨比,这些人里会出现“下一个柳传志”、“下一个王石”吗?直到所有采访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敢下任何结论——包括他们自己。“富二代”三个字就像一个密码,一旦开启,则无人能预测其命运。

  (记者孙雅男、王春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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