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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回顾24年:当年一百个看不起IBM(一)

生意场 2009-06-01 13:47:42 来源:生意社

  改革中的诱惑很多,风险也很大,所以怎么去控制风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我比较早提出一个说法,在改革中不做牺牲品。意识到在这里面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自己要小心。有了一个东西在头脑里面天天想着,形成你的指导思想,你就会去做。目标坚定,越出红线更多的事情不能做,少管闲事,把你自己的事解决完了就好了。

  ———柳传志

  1984年,40岁的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改革的春风吹到研究所的时候,柳传志和10位同事在研究所面积仅为12平方米的传达室里创立了一家叫做“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公司。今天这家公司成了打入世界500强的第一家中国企业:联想,旗下有联想控股、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融科智地、弘毅投资五大公司。柳传志被奉为中国IT的教父。回顾联想24年的发展历程,年逾花甲的柳传志最得意的莫过于自己目标的坚定以及“把我那点事儿做了”。

  从科研所主动请缨下海

  我1967年大学毕业,正赶上“文革”。那时候提出知识分子继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就被送到农垦去劳动了。种了一年半的地就分到了科学院计算所工作。那时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没心思干活儿,都在搞阶级斗争,成天斗这个斗那个。打倒“四人帮”之后,大家希望做点儿工作,看资料搞科研,人人都心里痒痒的,都想多学习多工作。这个时候国家进入到科学的春天,科研工作者地位提高了,生活逐步有改善了。

  1978年以后我参加了三个科研成果的设计,都得过奖,但是最后的结果让我感到有点迷茫,做完以后怎么样?这个成果做完放在一边,写论文、评职称,到此而已,这个东西没变成生产力,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别的科研工作者也许没这么去深入考虑这个问题,我反而比较着急,心里不舒服。

  在这个时候科学院率先吹响科技创新的号角,院长周光召这些大科学家到国外去考察。到国外之后发现技术的进步都是在企业里面开始的,回来就想在科学院推广这个事情,希望能够通过办企业的方式把科研的成果推广出去。院长希望一部分人出来办企业。一听号召人出来,我就出来了。就在计算所传达室———里外加起来12平米的小房子,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一共11个人。

  当时计算所的所长给我们20万元的投资,当时电脑7万块钱一台,20万元做电脑这个行业的也是很少的。这么点儿资金,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我们公司的员工拉平板车卖运动服装,卖电子表,旱冰鞋,这事都有过。

  代理IBM,开发汉卡

  当时很多单位从国外进口电脑,我们给人家做检验验收、讲课、维修机器,用这个积累资金,然后开发了联想汉字系统。当时进口的电脑没有中文的,我们把汉卡插在IBM或者其它电脑里面销售。那个很赚钱,利润率很高,但是绝对利润价值不高。一台电脑汉卡往里面装一下,利润高达一两万块钱。我们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

  198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给IBM做代理。当时我们根本没资格做IBM的代理。那个时候是谁能做IBM的代理立刻就能赚钱。IBM在竞争中有一个手段,谁买它的大型机,就让谁当它的代理。当时香港的中国银行电脑部,买IBM的大型机。那个电脑部的总工程师,原来是我的同事,他当不了,就找到我说,要不,咱们俩合作,你在内地找客户,我在香港给他做代理,挣了钱以后,咱们对半分。在我们穷哈哈苦哈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给了这么个机会,就非常高兴,于是就当了这个代理的代表。对于我们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后来很快我们就不做他们的代理了。没法做,他们也不重视。当时他们就推出了一款新型的PC,PS2.一推出来就压货到我们那,他们根本没想过没汉字系统卖不了,还要我们去给他们做汉字系统。

  做代理之后我们慢慢学到了怎么去做市场推广,怎么去管理财务,怎么去做服务。慢慢懂得这些之后,我们有了基础,开始办自己的工厂,搞自己的研发,做自己的品牌。这条路是贸工技的路,先从贸开始再做自己的技术,形成自己的配套。

  抵制诱惑不做牺牲品

  对我们这个企业来说,最大的麻烦就是人民币跟外汇的转换。在当时,中国的电脑有很多重要的元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进口的时候你要用外汇去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不像今天的外汇这么多。如果你是计划内的企业,比如长城今年生产多少电脑,你要买多少东西,国家就给你一个购买外汇额度。比如5000万美元,当时是2.5元人民币买1个美元,你就可以买5000万美元。另外还给你进出口批文,他们享受了这些待遇。

  我们是计划外的,没有外汇额度,哪儿去弄?当时有所谓的灰色市场或者黑市,价格要3倍以上,而且也是违法的,这个就有带政策风险性了。更麻烦的是进口元器件,进口整机,国家规定关税特别高,高到100%-200%,这样就有人走私了。走私的恰恰基本上还都是有一定政策背景的单位,他们能拿到批文,把有正常的批文的东西跟走私混在一起,让海关弄不清楚。像我们这样要买元件的企业,从黑市上购买的价格便宜得多,我们当然买了。

  当时还有海关的不少官员内外勾结,和进出口商也有勾结,自己能拿到一些好的东西,或者受贿,做几年以后他们就不干了,上岸了,洗手,那是他们第一桶金,更有甚者,出来以后又做进出口公司,跟后来的官员再勾结,再做几年再上岸,积累了很大的一笔财产。当时做这个生意的人还真是有一些的,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像联想,我们之所以能走到后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目标坚定,我就是要做自己品牌的机器,那些只是一种手段,不行就不行,如果按我当时的能力,我也很快会了解到那个窍门,了解到什么是短期的安全,如果我专门改行做这个,倒腾外汇、批文什么的,我挣这个钱会更多,但是就不会有今天的联想了。

  改革中的诱惑很多,风险也很大,所以怎么去控制风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我比较早提出一个说法,不做改革的牺牲品。意识到在这里面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自己要小心。有了一个东西在头脑里面天天想着,形成你的指导思想,你就会去做。目标坚定,越出红线更多的事情不能做,少管闲事,把你自己的事解决完了就好了。

  其实这是一个理性上的问题。有的人呢,做事是不怕死,有的人是不知死。不知死和不怕死的不同在哪呢?谭嗣同在改革中牺牲了,那叫不怕死。多数人是不知死。其实这里边有极大的风险。我呢,既不是不怕死,也不是不知死。我是怕死,知死。我把我那点事儿做了。我当然怕死,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就是怕死。知死就是知道做哪些事是有风险的,不能做的。我把这个度把握好了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联想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所以我要在这个度里边去运作。

  想改变制度不是我们企业的责任,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进军香港,走出第一步

  到了1987、1988年,公司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不错了。当时我想打联想的品牌自己生产机器。

  当时是计划经济,科学院代表我们去跟电子部谈,说我们建立生产线行不行。当时就说,全国有那么多的生产线了,都做得不好,凭什么还要让你们去做生产线?其实我们是计划外的。国家不批准,不给我生产批文,如果我死守在内地就永远是做销售的公司。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后面情况会怎么样,我就带了32万港币到了香港,和香港人在香港办了一个联想,那个联想是可以生产的。跟北京那边是不一样的,在香港不需要经过批准,你爱做什么做什么。香港的股东,做代理的业务,同时也做自己的制造业。于是我们就率先生产主机板,卖到世界各地,形成了自己制造业的基础。

  后来计划部门的同志到海外访问考察,发现了我们原来是内地办的,而且有实力的,于是才给了我们生产批文。

  回想起联想这些年,我感觉两个年份是最重要的,1994年是一步。1994年这步,当时外国的企业大兵压境,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我们是高举民族品牌还是改回去做代理?这是一步。2001年,把它分开以后,我们进行控股,母公司进行投资。大步就分这么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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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字: 创业天地 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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