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人先和创新开拓是沪商创业和发展的灵魂。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交流最主要的通道。凡西方新思想、新技术、新设备、新制度的引进，首先就在上海出现。上海出版的各种报刊书籍随时可供参考，外资企业的示范处处可资借鉴。这就造就了沪商见多识广、开拓创新的有利条件。上海原有的本地商人既对内地客商持接纳的态度，自然对外商也采取包容的心态。“树挪死，人移活”，沪商中的新移民脱离了原籍的旧思想、旧法规的束缚，为谋利和生活而来，对新的生产和经营方式更没有那种心理上的抵触，对各种新的事物自然就更加容易接受。于是，新兴行业的创建，新式会计制度的引进，新式股份制公司的设立，在上海滩就更加容易成功。敢为人先使沪商在创业中占得先机，创新开拓为沪商的发展扩宽了道路。

沪商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上海近代城市的创造者。20世纪20年代，上海《申报》的一篇关于总商会的专评颇能代表当时沪商引领历史潮流的气派，它说：“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乎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做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商业渐有起色之望。”

20世纪初，沪商已经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商人群体。1902年，沪商就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它就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有中国“第一商会”的美称。1905年，因当时美国政府野蛮地推行歧视华工的政策，上海商务总会毅然决定两次先后通电汉口等全国21个和35个大城市的商会，共同抵制美货，发动了反美抵货运动，从而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资产阶级直接领导的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证明，以“第一商会”为代表的沪商已经成为全国商界的领头羊。

近代上海的移民，不同于“闯关东”，也不同于“走西口”。山东汉子外出逃荒，苦力劳作，养家糊口，寻找的是龙兴之地的富饶。“走西口”的民歌唱的是山西汉子的艰辛和悲凉，也见证了成功晋商的辉煌，但这些成功者毕竟还只是封建性的“皇商”。不少上海的商家移民，携资而来，看中的是上海作为大城市的市场机遇。上海的移民，为商者是城市经济的开拓者，为工者是城市的实际建设者，他们一同体现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同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的缔造者。 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近代以来，“中外缔交，华夷错处”，“峨舸大舰，捆载百物，贩运往返，万里若咫”，“商几非昔之商”。昔日的“小苏州”变成了声名显赫的“大上海”。于是，近代沪商以其前所未有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毋庸讳言，上海的古代历史并不是十分显赫和辉煌的。宋代设镇，元代设县，在明代才筑起城墙。在宋代，上海镇充其量只能自诩为“小杭州”。在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重心不在上海而在苏州，上海还只是“小苏州”。那时的上海自然也孕育不出显赫的沪商。在炮火中的被迫开放，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契机，也是沪商兴起的“天时”。西方东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激活了上海固有的那种枕江靠海的“地利”。在巨大的商机中，本地商人包容中西的禀赋和外来移民善于吸纳的习性，给沪商队伍进一步提升自身素质创造了机遇。